蒲松龄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
“今日官宰半强寇”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国”人的对话,讨论了“官”是什么的问题。“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卷三,《夜叉国》。以下凡引用《聊斋志异》者均只注篇名)这里对于官的描写,主要强调了他们安富尊荣、威风八面、颐指气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么,这些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行径和作为,又是怎样的呢?
“老龙舡户”讲的是出没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盗,他们“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舟,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水底”。但历任有司,对报案者“竟置不问”,结果是“千里行人,死不见尸,数客同游,全无音信,积案累累,莫可究诘。”直到朱徽荫“巡抚粤东”,才把那些江洋大盗缉捕归案,无数无头公案得以昭雪。对此,蒲松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剖腹沉石,惨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绝不少关痛痒,岂特粤东之暗无天日哉!”“彼巍巍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尊优虽至,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老龙舡户》)这段话讲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样对百姓痛痒不闻不问的官员,虽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冠冕堂皇,灸手可热,其实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可惜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政治,并不只是粤东一地,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成仙》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文登一位家道殷实的“周生”,因小事同“黄吏部”发生纠纷,黄仗势串通邑宰,将周生家的仆人“重笞”一顿。周甚感不平,“欲往寻黄”。周的一位好友“成生”力劝之,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把当时的官宰说成大半是不打旗号的强盗,由这些人来统治,世界当然就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可惜周生不听,非要同邑宰去争个曲直,结果惹恼了邑宰,不仅把他抓了起来,“搒掠酷惨”,“绝其饮食”,还贿迫监狱中的“海寇”,“使捏周同党”,必欲置之于死地。在严刑逼供之下,“周已诬服论辟”,最后全靠着成生多方营救,才得以“朦胧题免”(《成仙》)。这是又一次把官员比作盗寇的例子。
在更多场合,蒲松龄常把那些残民以逞的官员比作吃人的猛兽,悲愤地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梦狼》)《三生》一文描写了一位姓刘的孝廉,前生是缙绅之家,但“行多玷”,作恶颇多。死后始罚作马,继又罚作犬,最后则罚作蛇,“满限复为人”。借这个故事,蒲松龄发了这样一段议论:“毛角之俦,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三生》)这篇文字不但暗示“王公大人”们如果作恶多端,难免变成犬马之类,而且特别指出,其实“王公大人”之中,原本就有“毛角之俦”在。这段略显隐晦的话,如果说得直白一点,无异直指某些“王公大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
如所周知,《聊斋志异》写狐,其实是在写人。书中讲了一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有人来访,“无不伛偻接见”,“独邑令求通,辄辞以故”。问其原因,回答说:“彼前身为驴,今虽俨为民上,乃饮米而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也。”(《潍水狐》)“饮而醉”是一个典故,原意是说,只要有钱,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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