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高为人师德高为人范.doc

学高为人师德高为人范我是1979年5月参加教育工作的。从那年参加工作至今,算来已有34个年头了。这三十多年中,我真是风里来雨里去,为党为国工作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但也扎扎实实,感到问心无愧。如今桃李满天下,烛半还自燃。三十多年的艰难路程,回想起来真是峥嵘岁月愁。1979年,祖国大地还没从“文化大革命”的困苦中彻底摆脱出来,祖国到处百业萧条,国贫民穷,由于二十多年的高压政治和一元化领导,教育专业人才、管理人才奇缺,教师队伍更是青黄不接,整个教育系统呈全方位素质低下状态,高素质高文化高师德的人才,别说我地的教育上,就全国而言,也是凤毛麟角。而1978年12月党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股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多少给中华大地带来点生机与温暖。民办教师就是在那种背景下应允而生的。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我也报名参加了考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知识匮乏、底子浅薄,没能考上。第二年,参加了清水人民公社党委和清水教育组联合组织的招录民办教师的考试,被选拔录用到本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充实到教育队伍。当时年龄仅19岁,,别人称我们民办教师是两栖人,即一边下地管责任田,一边抓教学。记得刚上班时,所在的刘屯大队给我记全年工分,另外每月上级给2元5角的补贴,刚上班时打了两个月的“补丁”,“八一”招的一年级新生,招了37名小学生。由于学校缺老师缺教室,学校就从外边农户王甲全家设了两个教室,我与另外一名老师刘凤菊,各包班上课,她包二年级班,我包一年级班,从一年级我一直包到三年级。刘屯当时还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但学校里也改变不了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厄运。那时白天给孩子上班,晚上必须得给孩子批改语文、数学、自然等几门作业或备课,一年四季星期六以学区为单位,全体老师不是学习就是开会,即便到星期日还得去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那时每个村从十八到四十五的青壮年男人,都须给地修渠栽树等,我村是老模村,义务工特别多,记得三天两头大队分管建筑和分管平整土地的副支书王景林挂着阴沉的脸,经常到学校找我们民办男教师,要求放了学必须得去干分给自己的义务工。实际当时上级一下文件,规定不让民办教师出所有的义务工,但我村例外,本来一天天就够紧的,凑午饭空或凌晨再干义务工,我是经常干了义务工,就快到上班的时间了,更没空回家吃饭了,只好饿着肚子连忙去学校。因为自己明白,全班三十多名嗷嗷待哺的孩子正眼巴巴的盼着我去哺育呢。1980年4月10日,我结婚只向王继贤校长请了一天假。不久就建立了小家庭,由于班上紧,无暇照顾怀孕的爱人,爱人连一般家庭的男人所给予的疼爱与温暖都得不到,致使第二年出生的女儿营养不良,加之爱人体弱多病,饭食低劣,孩子无奶可喝,喂面食太小喂不进去,喂奶粉既没卖的也买不起,只好喂唯一的,我地能买到的,包装简陋的牛奶粗糙饼干,爱人喂了一段时间,女儿越喂越瘦赖,我还是腾不出时间管她们,不得已,爱人托人把孩子寄养到大辛庄柳思玉家,让他的爱人给奶着,我爱人隔三差五的去看看孩子,但我没去过。孩子让别人奶养,当然也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落下的账到孩子五六生才还清。借此机会,向一贯支持援助我的刘恩德老师等人表示感谢。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虽然我这个民办教师的工资从1979年一开始的2元5角到5元5角、7元5角、15元5角、55元、84元、95元、110元,再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