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之八
(延安整风的再思考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再思考的两点说明
回忆和讨论延安整风的原因
从1942年发动全党整风,到现在已过去六十年了。我也从开始参加整风时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变成步入八十岁的老翁。往事如烟,当年情况在记忆中多已模糊一片,有时萦回脑际的也只是个大体轮廓和后来看到一些事情的联想。不过我并无意写个人的回忆。下面想谈对整个延安整风中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一是前几篇笔记中已一再声明过的,就是1999年初离休后决定改行学习党史,写一些有关张闻天的材料,而谈论整风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为延安整风不仅是中共党史以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张闻天政治生涯和人生历程中一次重要转折。从此他就离开了中央领导核心,背上了“教条宗派”的包袱,开始走着下坡路,直到最后被彻底打倒。现在看来,整风中对他的批判显然有失公允。这是胡乔木也承认的。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3,69,288,297等页;《回忆张闻天同志》,《胡乔木文集》第三卷1993
年版第384页。
整风中对他的政治待遇也有悖党规党法,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发言权)还不如许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同志。处境之困难就更不用说了。而他自己在整风中的反省和表态,也上纲过高,有太多过头之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符合当时提倡和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他是整风中首当其冲受批判的“教条宗派”的主要成员,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识分子气质以及他们的长处与短处、高尚品格和软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风中以及此后的遭遇和表现,也许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很值得作点调查研究。只是可惜上层的整风,一直实行严格的保密,张闻天本人又从不谈自己和中央领导过去的事,所以我虽然参加了普遍整风,后来又跟他工作了十多年,但对他在整风中的情况还是知之甚少,无法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和分析。这里谈到他的情况主要还是根据近年来能够看到的材料,而且只占本文的一小部分。当然,下面所谈有关延安整风的一系列问题,对于了解张闻天也是重要的,只是不太直接罢了。
二是长期以来我就认为对延安整风应该重新思考,经过研究讨论,进一步作出较为准确和尽可能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评估。因为几十年来,整风运动中的主要情况一直保密,而且纪律严格,舆论一律,不仅各种党史论著,就是个人回忆,大体上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规格,重复着固有的结论。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只讲伟大、光荣、正确的一面,缩小以至掩盖缺点和错误的一面,就必然失于片面,违背史实,日后还得拨乱反正,再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毛泽东就说过,“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 一是缺点……一万年都有两点。”《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版,下册第740页。
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些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由于没有及时进行科学总结,还被当作优良传统,不仅被继承下来,而且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例如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从延安整风中找到一些线索,什么引蛇出洞啦、无限上纲啦、培养和保护积极分子啦,等等。“文革”中“抓五一六反革命”,就同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如出一辙。特别值得提出来研究的是,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模式、领导体制、宣传教育,以及上层建筑其他方面,包括党史学在内,都还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将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说,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以百年计,涉及中国好几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运。这大约是至今一切权威论述和党史研究都有些估计不足的。例如胡乔木就把延安整风和1947—48年的整党相提并论。所引毛泽东的话,也只是说,那次整风的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及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毛泽东在另一个地方的说法也和胡乔木一样:“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0页。
直到现在的提法,还是:“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从历史角度看,这些估价都显得太低了些。这在后面的讨论中还会谈到。
延安整风像其他历史事件一样,也应当一分为二,因而它的影响自然也有好有坏。如果能及早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就可收到发扬积极因素和克服消极影响的效果,但可惜却一直没有这样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对上只可隐恶扬善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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