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晋以来,鄂州城即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之一,[宋时鄂州,明清以降皆称武昌,地当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老城区一带。]历经发展,至宋代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文试图从城市内部平面布局的角度探讨宋代鄂州城的发展变迁,在对鄂州城市布局进行复原的基础上,分析其所体现出的特点,考察其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文化心理诸因素的关系,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实证性的个案。一、城池规模与城门布局从三国到宋元,鄂州城的营建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总的趋势是城池规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模逐渐增大,自西向东扩展。第一个时期,“吴孙权赤乌二年修筑旧垒,谓之夏口城。”[(明)薛刚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作“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雍正十一年刻本。]城池“周围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东曰囗州门,西曰碧澜门。宋、齐、梁、陈皆因之”。[《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唐宝历中,牛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菁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第4470页。]牛僧孺筑城提高了城墙质量,但城池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第二个时期是宋朝,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门有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元因之。”[《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限于地形,城池扩建向东展开,孙吴时的夏口城变为城内西头的子城。除了清远、望泽、平湖三门之外,见于宋人记载的鄂州城门还有竹簰门、武昌门、汉阳门。竹簰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弥节亭”条:“在竹簰门外,临江。”武昌门:《溪堂集》卷五《七言绝句》:“武昌门外柳如烟,想见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边皆是楚州船。”《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湖广总领所……今置司在武昌门内。”汉阳门:《入蜀记》卷三:“至鄂州……与(章)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石屏诗集》卷一《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敢折。汉阳门外望南楼,昨日不知今日愁。”以上三门,竹簰门应是西门。鄂州城西面濒临长江,竹簰门既然“临江”,则应是西门。对照明清方志,可知竹簰门确是鄂州西门。《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府城”条:“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东曰大东,曰小东,西曰竹簰,曰汉阳,曰平湖……”汉阳门也是西门。据陆游记载,他在鄂州与章冠之一道先“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然后“与冠之出汉阳门”。石镜亭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陆游:《入蜀记》第五,《陆游集·渭南文集》(以下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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