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介绍.doc

弘一法师介绍——出家的儒者李叔同对历史上的高僧,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佛学修为,但对弘一法师,人们更关注他出家的动因。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不一而足。而事实上,这些解释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层因素,还在他儿时接受的儒家思想。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1917年,赴日学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他学道学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他开始试验断食,希望通过“不食人间烟火”求得身心的灵化,从而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