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personaluseonlyinstudyandresearch;mercialuse话语权·电影本体:关于批评的批评——“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论争的启示内容摘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的论争对当代的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代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中,对“这一笔”的论断的一致性是值得怀疑的。本文从材料入手,力图还原这场论争的原貌,并以电影本体为核心,对这场电影论争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进行剥离,作批评的再批评。此外,本文结合当代的电影创作,论述当代电影批评实践的可能性。关键词:电影本体话语权电影批评一关于论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电影界和文化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的声势浩大、巍为壮观的论争。这场论争发生于1932—1935年间,论争的双方是以夏衍、王尘无、鲁思、唐纳、舒湮等为主将的左翼“影评小组”(即“硬性电影”论者)和文坛“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和黄嘉谟、江兼霞等为主将的“软性电影”论者。论争由“软性电影”论者发起,最初基本上是围绕电影艺术探讨电影的功能和价值问题;左翼影评成立左翼“影评人小组”,展开反击,并逐渐将批评引入到包括艺术的本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艺术性与倾向性等一系列艺术理论问题,其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电影界到目前为止都是极为罕见的。从广度而言,论争涉及了艺术形式与内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独立性等极为广阔的领域,无论对当时的上海电影界还是整个中国的文化走向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深度而言,这场论争属于比较纯粹的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电影批评实践,即使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在理论上仍具有一定深度,对今日的电影创作也具有启示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关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的论争最终以左翼电影界的“胜利”、“软性电影”论者的“失败”而告终,而且在电影史的书写上,也由于某些原因对“软性电影”论者极少论及,仅仅是以左翼电影运动的反对者面目出现“偶然一瞥”。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400页。)中的叙述是:软性电影论者宣扬、吹捧的“软绵绵的东西”,“企图杀害‘新生’的中国电影的生命的”,恰恰是“制作荒唐淫乐的软性影片”的主张。钟大丰主编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8月,第24页。)中的叙述是:“1933年11月,一群暴徒捣毁了拍过一些进步电影的艺华影片公司”,夏衍等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反动文人乘机挤入,大肆鼓吹‘软性电影’的主张。左翼电影出现了低潮。”近年来,一些电影研究者特别是海外学者开始重新关注这场已经“定了性”的历史论争。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中专辟一节“左翼电影与‘软性电影’的论争”对论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作了有别于以前的评论。海外学者毕克伟在《“通俗剧”、五四传统与中国电影》一文(收录于郑树森主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中否定了对夏衍为主的左翼电影认为自己是“致力于培养中国电影中的社会现实主义”的说法。这些声音至少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段电影史到底是怎样?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书写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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