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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人格精神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丁夏
“仁者,人也”——《论语》
中国文化未必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但却是传承最为稳定的文化。就起源的时间而言,中国文化较之西亚的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要较为晚出,但这两种文明都像是划过夜空的彗星,未能长久留存于世,而中国文化则如横亘大地的长城,历经劫难,虽然伤痕累累,却表现出惊人的生存能力,至今仍屹立于世,影响卓著。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中国文化就走过了一个明显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也曾经试图同样“脱亚入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而过了将近百年之后,传统文化又重回中国大地。
为什么中国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人的关注上,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文化,贯穿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对自然的认识和了解上,中国文化相对较为薄弱。例如,在哲学上,中国古代众多的哲学家就很少有人去探索世界的本源、物质的构成等基本问题。把孔子、老子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略作比较,马上就可以发现双方的差异——后者有关世界、物质等问题的论述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而老子、孔子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乃是人生价值观、道德观等,也就是怎样做人、怎么生活的问题。这样一个特点,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现在所说的“炎黄子孙”,其问世的时间不过百余年。所谓“炎黄子孙”,其实质是试图从族源上寻找华夏民族的最早起点。实际上华夏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由东西南北多个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的。现代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化存在着多个起源,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长江流域的姚姆渡文化,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很相似,都存在着多种文明,多个民族,但是欧洲最终是由多种文明、多个民族而形成多个国家,中国则逐渐走向统一,统一的基础,并不是因为某一个族群特别强大,而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是统一于文化,而非统一于某一族群、某一政权。
中国文化基本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如何做人、怎么生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着大体一致或相近的结论,正是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大体一致或接近,决定了中国文化从此形成了思想的基本面。这些思想的基本层面为社会不同阶层、族群所接受,又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文化的同构型决定了中国必然趋向于同一,以后即使政权不断更迭、朝代兴衰不止,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始终不变,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一直延续至今。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观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中国文化首先肯定人性本善,凡是人皆有向善的本能,都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而达到善的境界,而善的最终社会目标,乃是行“仁政”与“王道”;
第二,中国文化围绕着向善的主题,对人的道德伦理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其终极目标乃是造就“君子”,人的一生,也就是不断向君子迈进的过程;
第三,中国文化推崇人的智慧、毅力和勇气,认为智慧、毅力和勇气是解决人生困境必不可少的因素,人应该是道德君子,但又不能只是道德君子,同时还应该是智者、强者和勇者。
人性本善的思想发源于孔子,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论语》中谈的最多的是“仁”,在孔子看来,“仁”并不是什么玄妙难言的东西, “仁”其实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孔子简而言之:“仁者,人也”。但人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深入、系统的论述。孔子的论述很多,但很少具体谈论人性。整部《论语》中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至于孔子的弟子子贡慨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虽然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述,但是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概括,却奠定了中等的思想,平等、平均的思想后来在中国深入人心,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广泛,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都与此思想紧密关联。
真正把人性本善的思想理论化的是孟子。孟子在中国最早提出来人性本善的命题。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所谓“人性之善”,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是超越人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而为人所天然具有的东西,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既然人之于口味、音乐、美色都有同样的取舍标准,可见,人心都是相通的,人心相通的原因,又在于人心之中都有一个“理义”,有了这个“理义”,所以人心具有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