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缘何贪”：朱熹对“贪”的认识.doc

蚄“仁缘何贪”:朱熹对“贪”的认识蚂冯兵膁膇朱熹(1130年—1200年)蚆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朱熹被朝廷任命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上任第二年即连上六道奏折,弹劾时任台州太守唐仲友“贪污淫虐”“偷盗官钱”等数条罪状。最终,虽因其亲家——当朝宰相王淮的庇护等因素,此案仅以唐仲友去官回乡终结,但成了历史上一桩较著名的公案。虽然历来都不乏对朱熹此案之动机的质疑者,如认为其系出于学术派别偏见与政治倾轧等,然而,若从朱熹对“贪”的诸般讨论来看,我们能够发现,朱熹反贪动机似当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缘由。肄    关于“贪”,朱熹一方面从个人修身的角度指出:“人能无贪欲之心,则何用为不善矣。”(《四书或问》,卷二)认为戒除贪欲是个人成就良善之德的基础。另一方面,朱熹又从国家政治层面出发,强调“上贪于利,则下人侵畔得其旨矣”(《论语精义》,卷五上),认为统治阶层如果贪于私利,普通百姓便会上行下效,如此,世道人心必乱。那么,“贪”的心理与行为是如何形成的?朱熹对此曾有相关讨论。薁    朱熹的弟子胡泳曾问:“‘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知与诈,勇与怒,固相类。仁却如何贪?”“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一句出自《礼记·礼运》,是对君主政治哲学的讨论,认为人的品性中好坏善恶往往是相互依存关联的,君主用人时必须坚持辩证的态度,发挥其品性中好的一面,戒除与之相关联的负面因素。胡泳承认“知”与“诈”、“勇”与“怒”存在关联性,但将“仁”与“贪”联系起来却令他费解。对此,朱熹解释说:“盖是仁只是爱,爱而无义以制之,便事事都爱。好物事也爱,好官爵也爱,钱也爱,事事都爱,所以贪。诸家解都不曾恁地看得出。”(《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羈    朱熹曾指出:“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朱子语类》卷二十)“爱”为“仁”之内在德性的外化,但这一道德行为若无礼义的节制,便会事事都爱,爱得过多过泛就成了“贪”。因此,他明确说:“故仁属爱,爱便有个贪底意思。”而且“大率慈善底人,多于财上不分晓。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悻、聒噪人底人。”(《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他根据日常经验认为:仁善之人秉性温和慈爱,不够刚硬耿介,因此常在钱财等方面缺乏足够的严谨、理性与自制;相反,那些廉洁自持者却大多是刚硬竣刻甚或凶悍聒噪之人。朱熹指出:“‘用人之仁,去其贪。’盖人之性易得偏。仁缘何贪?盖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者,便多是那刚硬底人。”在这句话里,他虽然仍强调仁善之人有贪便宜的毛病,但说明了其根源所在——“人之性易得偏”。蒃    关于人性,《朱子语类》卷四中集中记载了朱熹师生的相关讨论。在朱熹看来,“人之所以生,理气合而已。”其中,理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本体,由其所构成的人性为“天地之性”(又叫“天命之性”),是“人所受之天理”,为人(包括天地间一切事物)得以形成的本体性依据。而造成人与物、人与人之别的根由为其所禀赋之气。因为气有“清浊”“精粗”“厚薄”“偏正”“明暗”“通塞”等表现情态的区别,相对于物来说,人禀得的气最为灵秀清正,但不同的人所禀赋之气的情态又各不相同。由理所构成的“天地之性”“堕在气质之中”,与人所禀之气相混杂,这一部分便构成了人的“气质之性”(又叫“气禀之性”)。人的“天地之性”纯正至善,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气质之性”则因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