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谎言为何令人欲罢不能 8岁的吉米拿着老师写的字条回了家,字条上写着:“吉米从同桌那儿偷了支铅笔。”恼怒的爸爸因此训斥了吉米很长时间,并决定将儿子禁闭两周。“吉米,如果你需要铅笔的话,为什么不说呢?你也知道我能从办公室带回好几打呢!”他愤愤地说。这则令人哑然失笑的小故事被丹•艾瑞里写进了新书《不诚实的诚实真相》里,这个全世界最着名的行为经济学家,这回要解释的问题多少有些令人不快——为什么我们认为偷了同学铅笔的孩子理应受到处罚,但又会毫不犹豫地想要从工作单位带回许多支铅笔?为什么我们都有为一己私利而欺骗他人的本能,但同时还会给自己贴上“诚实好人”的标签? 大学生丹•韦斯的遭遇或许能给出一个答案。这个年轻人曾在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礼品店工作,与他并肩作战的是300名志愿者,他们大多数都是热爱戏剧和音乐的退休人员。礼品店内没有收款机,只有钱箱,这些志愿者的任务就是将现钞放入钱箱,并从钱箱中找零。看起来一切顺风顺水,礼品店一年的销售额可达40万美元,但一个大问题是,其中竟然有15万美元不翼而飞。丹•韦斯承担起了抓小偷的任务,并与一位侦探共同制订了诱捕计划。终于,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将偷钱的嫌疑人扑倒在地,不过,那晚他只偷了60美元。并且,在这个“内鬼”被解雇后,现金仍然不断流失。直到丹•韦斯建立了一套包括价格清单和销售记录在内的库存系统,并要求每一个志愿者记录下他们售出的物品以及所收的金额,偷盗现象才最终消失。原来,失窃问题并非某个无情的罪犯所为,而是众多年至退休、满怀好意、热爱艺术的志愿者对零钱不问自取的结果。在艾瑞里看来,心安理得的志愿者们与文章开头义正词严的父亲掉进了同一条河流——在通过不诚实的行为获利后,却仍将自己视为诚实正直的人,而正是这种心态造就了我们大多数时候的不诚实。对此,他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人们的行为受两种相反的动因影响。一方面,我们希望自己是诚实可敬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从欺骗中获益,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只要欺骗的程度较小,人就会不自觉地让两者共生。为此,他提出一连串的设问:你认为用公费支付你的一部分修车费合适吗?支付多少才算合适呢?你认为用公费支付你和朋友的某顿晚餐合适吗?你可能觉得不合适,但如果这顿晚餐是你在出差途中吃的,或者你希望其中一个就餐同伴能在近期成为你的客户,情况又如何呢? 艾瑞里认为,所有人都在不断努力地定义一条边界线,一条可以通过欺骗获利而不危及自身形象的边界线,只要没有超过这条线,人们就不至于有“罪恶感”。正如奥斯卡•王尔德写的那样,“道德好比艺术,关键在于在某处划清界限”。为了测试这个假设,他曾偷偷溜进麻省理工学院,在学生宿舍的公共冰箱里放了6罐可口可乐,并在剩余位置的纸盘上放了6张1美元的钞票。结果不出所料,不超过72个小时,所有的可乐都被拿光了。事实上,学生们本可以拿走1美元到附近的自动贩卖机买1罐可乐,但没有人这样做。艾瑞里的解读是,当人们感觉自己离直接诈骗金钱还有一步或几步之遥时,欺骗程度会增加。而由此引发的现实问题则是,相较于赤裸裸的大骗局,这个社会充斥着不易察觉的小谎言。曾经有一位咨询顾问给艾瑞里写信诉苦,他抱怨公司通过分析师的业绩进行末位淘汰,而这将间接迫使他们增加服务项目,欺骗顾客,同样,参与咨询工作的律师们也不介意故意将案子拖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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