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personaluseonlyinstudyandresearch;mercialuse张郎郎的悲喜剧-历史论文张郎郎的悲喜剧 本刊记者|纪彭供图|张郎郎(除署名外)张郎郎是一个温文而雅的人,说话永远不紧不慢。面对者的采访,他亦是如此。从年少轻狂创建“太阳纵队”到“文化大革命”中编江青的黄段子,从死刑号的幸存者到真实的偶像剧男一号,从爱国港商到流亡海外……上初三时,大概是1958年,我从北京四中转到了北京育才学校。在育才中学时,我阅读了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诗,喜欢上了马雅可夫斯基。后来我拿着父亲的借书证搞到了不少禁书,如《麦田的守望者》、《在路上》等书。我们这些“文艺青年”,脑子里充满了理想主义。我们迷恋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在我们眼中,他们是诗人、革命者、战士和英雄。我们阅读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希望能把文学艺术、革命理想和战争本身混搭起来。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不就是战死沙场吗?“太阳纵队”下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或文艺家子弟,过着与社会严重脱节的日子。我们完全不了解平民子弟的困苦,他们整天为生计考虑,而我们整天写诗、画画,自由地展现才情。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严峻,也没有起码的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诗歌、绘画已经超越了社会上的所谓作家、画家。对于老一代艺术家的凋零,我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革命时代,老一辈艺术家们怀着革命激情,用燃烧的心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现在他们老了、进城了、当官了,燃烧的心早已固化,失去激情。一个人当了官儿,还能当诗人吗?他们江郎才尽了。我们年轻人,要用我们的力量把他们冲垮,建立新的世界。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幼稚,是一群根本不了解社会的人。我们不了解“党的文艺路线”,更不知道“无产阶级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那时候,我们这些“文艺青年”的创作欲望很强,有了新的作品就想展示出来。1962年是我们这伙人心气儿最盛的时候,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半场朗读名著,下半场朗读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被用来压轴,诗的最后一句是:“我们——太阳纵队!”就在当天,我们成立了“太阳纵队”。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还不知道,“太阳”一词已经为毛泽东所专用。1962年底,“太阳纵队”召开了正式的成立大会,地点在北师大的筱庄楼。从此,我们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每次每个人都必须有新作品问世,墙上挂上画,诗人们则朗诵作品。然后,切磋研讨。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那样,我们出了油印的小册子。最重要的是,我起草了“太阳纵队”的纲领、目标和宗旨。我们幻想我们这个小团体能像俄国“未来派”一样在沙龙中成长,更向往法国巴黎那样的文化沙龙,向往那种思想和文化相互碰撞的美好。我们激情如火,创作了不少作品,很可惜在政治运动中这些作品被抄得比较彻底,没有留下来任何东西。诗集、画册,都遗失了。我们不是“十二月党人”X社和“太阳纵队”并称为“文革”时期两大地下沙龙。1964年底,X社的毁灭使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们这才意识到,原来青年人有自己的组织是不被允许的。与X社相比我们有正式的文件、纲领,这些似乎都是罪证,要赶紧销毁。X社,我们很熟悉。我在101中学读高中时就认识郭世英,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却不多。说到底,我们是文艺青年,他们有明确的政治性,要探讨政治社会问题。因此,他们还真是有点瞧不上我们,而我们也觉得他们很无聊。我们觉得政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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