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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京落户
几天前接到父亲的电话:“我和你妈的户口都办好了!”虽远隔千里,亦能想见他的喜形于色。45年之后,父亲又变成了北京人,虽然他从未把自己当作北京之外的其他什么地方的人。
1968年,高中毕业的父亲到海淀某派出所注销了北京户口,只身落户到东北一家大工厂,作为一名响应祖国号召准备支援三线的青年,接受援建西北某厂的技术培训。不久后,以来自东北的工人为基础,加上五湖四海的知识青年组成的几千人马,浩浩荡荡开赴西北大山深处,开山架桥,盖房建厂,在戈壁山沟里愣是鼓捣出一家全省最大的机械工厂。父亲的户口也随之落到了当地的某镇,这个镇此前一共也没几家住户,却一下子变成了全县最大的镇。还好,父亲的户口性质还属于“非农”。虽然条件艰苦,一切全靠自力更生,但“上山总比下乡好”还是当时青年的共识。
在那里,父亲认识了来自东北某县城的母亲,有了我们兄妹三个。因为生活条件差,出生后,我被送到北京由爷爷、奶奶带,我弟弟送到东北由姥姥、姥爷带。他们自己带着妹妹。我一直在北京长到12岁才去了西北。
心态的转变是在下乡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后开始的,眼看着农村广阔天地的青年一批批返城,这些穷山沟里大城市来的青年们待不住了。国家政策没有他们的份,“上山”的优势瞬间荡然无存,眼看着自己的一生,甚至世世代代都要交代在这荒山之中,心里的优越感顿时变成失落、焦躁甚至愤怒。
人们开始设法离开,调离是唯一的办法,这样才有迁移户口的可能,但前提是要有接收单位,本单位也要同意放行。那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代,大家四处奔走、打点、找门路。最先走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他们有业务专长和技术优势,接收单位好找,大工厂、科研院所去了不少,老家不是大城市的,也想方设法离开大山去了省城的其他单位。第二波是技术工人,通过大城市里的亲属找到各路中小工厂,甚至有街道工厂肯接收也将就走了。这股返城风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即便工厂后来搬到省城也没有停止。
父亲没有走,不是不想走,而是没有接收单位。爷爷去世后,北京也没有什么借得上力的亲属,况且母亲也不是北京人,事情更难办。看着“北京帮”的哥们儿同事一个个削尖脑袋返了京,他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平。好在后来提了干,坐上了领导岗位,加之工厂搬迁到省城,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他就不再考虑自己,而是准备“曲线救国”——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了。
我们子弟学校的孩子从小就听惯了父母“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离开山沟、返回城市”的念叨,我们甚至从来就没想过以后还会待在西北,所以只要学习不错能考上大学的,毕业后基本都回了老家和大城市。北京帮、上海帮的孩子留京留沪,东北帮的孩子去沈阳、大连。考不上大学的,也都一拍屁股去“北上广”打工了,不管有没有户口,也基本都在大城市结了婚,买了房,定了居。我们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