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经籍志.doc

羈《旧唐书·经籍志》小考袈一、《旧唐书·经籍志》的背景和史料来源蚆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羃五代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张昭远等受诏修撰《唐书》,4年后书成,新任宰相刘煦奏上。因别于欧阳修所撰《唐书》,故称《旧唐书》。整部《旧唐书》的编撰只用了4年时间,因而不少内容往往袭取成书。如《经籍志》二卷便完全是取毋煚《古今书录》删略而成。其所删除者为原书的大小序和叙录。其理由如下:“窃以纪录简编,异题卷部,相沿序述,无出前修。”另外,由于完全袭用《古今书录》,所以该目于开元以后新出现的图书未能收入,所谓“今之杀青,亦所不取”。这样该目便成为一部只“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但纪部帙而已”的目录。肇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更有甚者,以其《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时未曾见到的书。其实,这些认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不足以说明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1]这里提到玄宗天宝以后的撰述有三类,一是“裁礼法之沿革”者,三是“诸公文集”,只不过都放在本人的传记当中记述罢了。因此,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宝以后的撰述,都应视为后晋纂修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羅二、《旧唐书·经籍志》的编纂原则肄赵莹在接受监修唐史之后,除了组织人力、搜集史料、制定体例而外,着重考虑的便是鉴于当时的史料状况,如何确定编纂总则以指导纂修。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臣等虔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2]“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两句,可以说就是赵莹监修的指导原则。蚂三、《旧唐书·经籍志》与《古今书录》膇《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与《古今书录》的关系,学界早有公认,即《旧唐志》完全是采录《古今书录》编成的。但近年来牛继清先生先后撰文否定此说,提出《旧唐志》对《古今书录》曾有所增补[4]。这个新观点,不仅关系到对《旧唐志》编纂的认识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后人对《旧唐志》的校补问题。若依从“增补”说,则对《旧唐志》脱漏的校补数量必定有所增加;若此说不能成立,则据此对《旧唐志》所作的校补颇有可议之处。今笔者就此略陈己见,并祈高明指正。我们在讨论牛先生的“增补”说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旧唐志》为《古今书录》之节本这一定说的依据。《旧唐志》是如何采用《古今书录》而成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