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抓“特务”.doc

当年抓“特务”
亲历安徽肃反运动
回顾历史,一个甲子,犹如昨天。
解放初期,由于安徽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留用了旧社会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掩盖反动面目,伪装向党靠拢,有的钻进党内和各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窃取领导职位,占据要害部门。虽经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清理“中层”,但仍有一部分漏网。遇有时机,他们就从事破坏活动。据1955年6月统计,在一年内,全省发生各种破坏事故近400起,其中,发生在省直机关的有47起。潜伏的特务间谍也蠢蠢欲动,发展特务组织,破坏社会秩序。
从1955年5月起,安徽省开展肃反斗争。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市、县及省直各部、委、厅、局都成立了5人小组,分别领导肃反运动。经过4年半的肃反斗争,全省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14635名,%;弄清20余万人的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破获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集团案件65起。
1955年,安徽省文化厅成立了肃反运动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一个专案调查组,我从安徽省电影公司被抽调出来担任组长,陆续参与调查了几起案件。其中,1957年发生的一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其侦破过程可谓惊心动魄,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展现了敌我斗争的残酷性。
这年3月,安徽省某文化单位职工许树(化名)在肃反交心会上坦白:
“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有十几个人参加了‘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赵如江(化名)被蒋介石特务机关派任司令,我们的任务是长期潜伏,伺机行动……”
此案事关重大,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由我以公安厅工作人员的身份,与时任省厅四处处长的周爱义(后担任安徽省武警总队总队长)负责此案侦查工作,还给我发放了警服、搜查证、逮捕证、持枪证、边防通行证(证件我至今保存)。
赴上海深圳查找线索
1957年4月初,我与周爱义到上海市公安局,查阅了解放前至1957年3月期间与“赵如江”同名的所有户籍,筛选大量信息,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很可疑,这人曾3次搬家迁址并更换姓名,然后下落不明。当时我怀疑他已经出境了,便前往出入境口岸深圳探寻线索。4月19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深圳。在深圳边防局的大力支持下,我组织几个专业人员,花费了几天时间,翻阅了1949年至1957年4月的出境人员记录卡片,却依然一无所获。
我旋即回到广州,广州市公安局领导对我说:“敌情有了变化,你立即去某路某巷某号,有人等候你。”我到达某巷后,因人生地不熟,找不到门牌号。正在为难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我身边问:“你是外地来的吧?”我说:“是的,找亲友忘了问清门牌号。”她抬头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说:“快下雨了,改天再来吧,你住在什么地方啊?”“长堤。”“哎呀,正巧我也去长堤,一同打伞走吧。”这样,她一直陪我乘坐公交车到达长堤,送我到西壕饭店门前。
第二天,我又按照广州市公安局提供的线索,在某巷内二道门右侧,找到了联系人,他告诉我:“经过与在台湾的同志联系,确实有一个‘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潜伏在大陆,台湾方面已经知道了我们在找寻他们,已经派来一男一女,后天到上海,你赶快回上海,与上海市局研究对策,一定要监视住台湾来人和你们的案件相关人。台湾来人完成任务出境时,由我们广东公安逮捕。据了解,台湾来人的任务是找到特遣支队,分派任务,如若执行得好,就给予保留;倘若拒绝执行任务,就把他们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