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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历史的吊诡
一
人们总说改革推动历史的进程,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却大多没有好下场。这很令人伤感,却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其改革自然也没有好结果,所以,中国历史上每有改革,最后总是仍复旧观,回到先前的路上去。改革如此,造反也一样,除去换一家做皇帝,其他没什么两样。
二
吴起是想做些事情的。他在鲁国、魏国都未能施展,终于得到楚悼王的信用,于是“明审法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种种措施,旨在富国强兵。果然,楚国强兵拓土,令诸侯患之。但这伤害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等到吴起的支持者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便作乱而攻吴起。吴起无路可逃,只好伏于悼王尸体之上,希望作乱者有所顾忌。不料报复心切的贵戚们全然不顾,吴起仍被乱箭射死,连带楚悼王的死尸,也没有逃脱乱箭穿身的结局,足见作乱者怨毒之深。
三
秦孝公用商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他的变法,令秦国宗室无军功不能入属籍、享爵秩,失去了往日的特权。不但宗室,即便太子违背了法令,也要“刑其傅,黥其师”。普通百姓虽可以军功论赏,但也要编为什伍,犯事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藏匿奸人与降敌同罚,妄议政令,迁于边城。各种严刑峻法不一而足。
商鞅相秦十年,秦国国富兵强,诸侯侧目。但他的老朋友赵良说他“相秦不以百姓为事”,又令“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卒,太子成为新君,与旧贵族联手报复,指商鞅欲反,发吏捕商鞅。商鞅逃亡,要住店,店家说,商君的法令,没有证明而收容客人是要连坐的,不纳。逃亡魏国,魏国拒之。无路可逃的商鞅,终遭车裂而死。
四
王莽也算一个改革者,还建立过一个短命的王朝——“新”。他所施新政,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胡适甚至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此人有点呆气,不谙世情。他以为发布一些政令,改变一些名称,造出一些口号,就能改变现实。手下又多阿谀之徒,无办事之人,结果,他的均田、废奴、改币等新政或系短命,或流于空谈。下层从改革中未得到实惠,上层又被改革弄得怨气冲天。最后,王莽死于乱兵之手,斩首裂身。死后,有关他的记载几乎都是坏话:说他篡位,说他虚伪,说他邀名,说他矫情,说他弄权,诸恶归焉——这也不稀奇,因为话语权都在新的统治者手中。
同吴起、商鞅不同,王莽是失败的改革者,吴起、商鞅的改革却都取得了一定成效,至少楚国、秦国的国力一时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五
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指向也还是发展生产,丰盈国库,也就是“富国”。北宋的经济是很发达的,但北宋的国力却很弱,国家没钱。王安石的改革,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他的许多办法,出发点未尝不好,但在实行过程中却百弊丛生。譬如
“青苗法”本是为青黄不接时缺少资金的农民发放国家贷款,以免遭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可一旦把放贷额同政绩挂钩,官吏们便强迫农民贷款,以致并不需要借贷的农民也要借贷付息,自然怨声载道。又如,宋代许多吏员是没有俸银的。他们的收入全靠受贿与盘剥。充盈国库后,王安石使吏员们有了固定的薪饷,但这并未能终止手已拿滑了的官吏保有他们原先的利益,腐败依旧。如此种种,百姓未能认可改革的受惠,而豪家大吏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害,于是议论风起,攻讦交至。宋神宗在,还能勉力推行,神宗一死,王安石罢相,司马光执政,所谓“新法”也就寿终正寝了。好在北宋有不杀大臣的祖训,王安石得免一死,赋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