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住房的变迁.docx

“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住房的变迁今年5月16日,我领到了由武汉洪山区不动产局颁发的洪山区鲁磨路中建三局鲁巷片区危房改造还建房《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我终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上世纪60年代末,为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我被建工部三局二公司(二公司前身)招收到贵州平坝的加工队工作。1972年初,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很快我们便相识、相知、相恋,1972年10月举办了婚礼。后来经申请,夫人也调到了加工队,适逢加工队在搭一栋钢架房,四周用竹蓆围挡,屋面用油毡盖顶,室内用竹蓆分隔成4户,我们分到一间约15平方米的小屋。我找来竹蓆将房间一分为二,里间做卧室,外间支起炉灶做厨房,又在靠东头搭了一间柴炭房,堆放柴禾及零星杂物。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拮据,但我们感到十分快乐,在这间小屋里,我们迎来了儿子的诞生。1975年8月,公司奉命调迁武汉。我们一家三口从平坝出发,经重庆乘客轮到武汉。提前到达的同事听说我们回来,帮我们在驻地华中工学院西门一处空地上搭建房子,前面用纸板围挡,后面利用学校2米高的毛石围墙,屋面盖上一层油毡,面积20平方米。我们到达驻地后,几个同事又帮我们平整室内,搬运箱子和木床。大家平地、打扫卫生、开箱、铺床,忙得不亦乐乎。武汉的夏天天气炎热,气温高达38度,儿子当时未满周岁,晚上热得难以入眠,我们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后来,我们逐渐适应了武汉的气候和水土,过着繁忙而紧凑的日子。1976年6月,我们的女儿诞生。1980年10月,加工队奉命从市区调往公司纸坊基地,成立木材加工厂。我们一家随迁纸坊。基地没有多余的空房,厂领导就安排在厂区后面新建一栋砖木结构、上盖石棉瓦的简易平房。按照人口多少,我们分到一间约27平方米的房间。就这样,我们在简易平房里安心地度过了2年。后来,基地有职工调出,腾出了房子,我们便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正式宿舍。虽然房间紧邻马路,灰尘大,又是底层,但面积好歹有60平方米,比油毡棚好多了。1984年6月,我被调往深圳分公司。当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将住房调换一下,给妻子和孩子们更多安全感。正好基地有人调动,我们就搬进一间70多平方米的住房。1987年8月,我从深圳分公司调回公司总部,虽然和家人在同一个城市,但因为距离太远,还是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周六下班,公司用通勤车将我们载回纸坊基地,星期一早上天未亮又将我们载回公司上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6年。1993年,公司在鲁巷基地新建职工住宅楼,领导同意将我家从纸坊基地搬过来,将一楼一间三室一厅近100平方米的旧房分给我。室内非常潮湿,也很凌乱,但为了一家人能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