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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摆脱贫困”后的记忆
北京人高星在2006年编了本《中国乡土手工艺(续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他在书里有一个后记,几次阅读都被感动,特摘开头两段:
我是手工的孩子。我出生于1962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施行剖腹产,也没有上产钳夹,是我母亲自己生下来的。按现在的说法叫“顺产”,顺产就是顺其自然地生产。似乎本该如此的情况,现在要特别强调了。据我母亲告诉我,生我的那天,她是自己一个人提着一个脸盆,步行到丰台医院去的。生我的医疗费全算下来,不过几块钱。前些时,邻居家的狗生崽子,光置备狗窝就花去了100多。
我小时候没有喝过牛奶。在生命最初的时间里,是母亲的乳汁喂养了我。可能是由于小时候在母亲的胸怀里尽情地依偎惯了,因此至今我对乳房仍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但是母亲的乳汁并不充盈,饥荒再加上我的贪婪,很快母亲就挤不出一滴奶了。那时买不起鲜奶,也没有奶粉,母亲就用白面和黄豆磨成的淀粉加水熬成糊糊儿喂我。长大了听人说:脑子里是一团糨糊,傻瓜透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可是喝糊糊儿长大的呀(我采访了粉皮)! 前几年,单位有同事生小孩,有人提着奶粉去探望。我在一旁讥笑,奶粉也算礼?人家告诉我,进口奶粉一桶要100多元呢。
高星的文章还很长,都是贫困年代的趣事,写到了“子”“国防绿”“
肉皮冻”,写到过去北京胡同里冬天的两件大事——买大白菜和安炉子烟囱,写到在叫“向阳院”家里养蚕放二雷子,写到有人在“文革”时用绣花的工艺绣红卫兵袖章,写到在少年宫跟老师学着洗黑白照片,写到“小人书”是我们那时唯一的读物。
这些被高星女儿称为“旧社会”的事,都勾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出生在1961年。想想自己出生时候的事,几乎就是“白片”了,出生地大约是福建宁德地区的福安,也是顺产。出生后虽然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似乎也没饿着,听老人说饿急没得吃喂过“山楂糕”,所以现在我看见那东西还有吃伤的感觉。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冒险经历,两三岁的时候在福州连江小县城一个人出走,在街上闲逛,在一个裁缝铺门前寂寞地坐了半天。有人认出我是谁家的孩子,好像最后是自己走回家。其实就两条街,现在走不到10分钟,回想当年那一两个小时,可能会有很多意外,好在都没有发生。
往事依稀,人离家乡也是十万八千里,记忆的碎片只能靠想象去拼接。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一些纸上文字更显真实。最近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据人民网福州8月4日电: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将于21年前发表的《摆脱贫困》一书,作为活动的学习必读书。该书文字仅有11万字,收录了他1988~1990年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书里有原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任会长项南写的序,其中有一句话充满了智者的预见:“虽然近平同志已经调离宁德,但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他留下的这份精神财富,肯定会对继任者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
项南老书记于1997年11月10日晚间在北京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上午还到北京医院我父亲处看病,我父亲让他马上住院,如果在家必须静养,不能有任何社会活动。可他是个重感情的人,遇到一些乡亲老朋友在京聚会,盛情难却还是参加了,谁也没想到他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急病。项南的去世让很多人怀念,陆陆续续在报刊发表了纪念文章。我收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