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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的艺术
送礼,是古代官场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拉近和官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方便政务的办理。可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难题是:礼,怎么送?送好了,固然可以皆大欢喜,办好事情,送得不好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恰得其反、害人害己。怎么送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呢?因此,很多人拿着礼金、礼品,就是不知道如何送到官员手上。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条分缕析说清楚,其中颇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
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最难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往严格了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者行贿,收礼的官员受贿,而且人赃并获。因此,直接送礼的危险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于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辞言地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公堂上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尽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老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的。”送礼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抓狂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更好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奕劻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带很流行,奕劻、载振父子和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爱好者。载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新后,作为“会客”场所。来客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一桌搓麻将。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客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奕劻父子俩根据宾客输钱的多少,决定卖官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由宾客们自玩雀戏,载振抽钱。好在宾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吏端方就是一个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壬寅消夏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凛然地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示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地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府上由他慢慢赏析去了。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北京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
——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中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销售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幅书画如何好如何好。有时,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地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者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