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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期文学救国思想形成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已经被大家反复论及,这里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他们早期救国思想的形成以及这一思想呈现的面貌和意义。因为“救国”这样一个关键词,无论对于他们二人,还是对于现代中国,都是百说不厌的论题,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论题。
一人生道路的选择
鲁迅与周作人作为同胞兄弟,早期的人生经历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出生在同样的家庭,有着基本相同的求学经历,同样在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归国后不久从事新文化运动。二人早年人生道路的选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这正是他们不断被人们关注,而且不断得到人们称赞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鲁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周氏兄弟离开故乡绍兴,“走异路,逃异地”,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别样的人们”,也是为了寻求“别样的知识”和“别样的人生”。鲁迅说过,他看惯了故乡人们的脸,决定走出绍兴,即使寻找到了“野兽和魔鬼”,也并不想回头。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旧式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是走不通了。人生的道路上知道应该放弃什么,也就从而知道了应该选择什么。作为一个破落家庭的后代,他没有选择经商,也没有幻想做“幕友”,放弃了挣钱发财、光宗耀祖的臆想,这不仅是选择了崇高,同时也是选择了明智。二周走出绍兴,南京时期是追求的开始,他们共同走过了从科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过程,特别是鲁迅,还走过了从相信科学救国、军事救国,到相信医学救国,最终执著于文学救国的一个变化过程。我们说鲁迅是伟人,最重要的证据表现为:他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就是爱默生所说的
“,谁生活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就把谁看作伟人。”然而,二周在接受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上呈现出不同的趋向:鲁迅主要接受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并自觉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现实性和批判性;而周作人显然接受了淡然处世的道家文化,并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在,感受了风俗人情等文化因子,因此两人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说到救国,必须回到晚清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闭关自守,不知道西洋还有所谓的文明。鸦片战争的失败,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单纯地认为是败于军事,于是认为中国需要“船坚炮利”,需要科学,需要维新。他们深厚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救国意识是建立在民族自信基础上的:我们的科学落后了,只要赶上来,中国的古老文明仍然可以焕发光彩。为此,晚清很多文化人开始翻译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着重学习西洋的物质文明。甲午战争中日议和以后,各国相继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清廷的腐败日甚一日,进步知识分子也发现清政府的政治存在着缺点,西洋还有先进的政治文化。这样一来,对西方文化的引入,涉及到了科学,也涉及到了思想文化。正如胡适诗中写的“关不住了”,只要一开闸,洪水就一涌而来。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方略,20世纪之初的中国风起云涌,纷乱的思想界影响到青年周氏兄弟,使他们的思想一度处于徘徊状态中。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也说他此时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混杂地拼在一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周氏兄弟在受到各种思想的洗礼之后,做出了吸收、继承、超越的选择。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到了南京学新学,与其说是对科学技术有热情,不如说是对西学产生了兴趣。他如此热情地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