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4不见官僚才有大学.doc

不见官僚,才有“大”学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各种“工程”、“项目”、“课题”、奖项及其所附带的大量经费,只要这些指标仍然决定着教师晋升和大学排位,多数学者难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各类无意义的“填表”和权谋上。虽然大学行政化早已饱受国人诟病,但回望2011年,大学行政化加剧的趋势依然有增无减,即便“国内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大学行政化将中国大学变成另一个官场,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扼杀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创造力,炮制出大量学术垃圾,毒化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灵魂,如果大学没落,也象征着国运的没落。学术大腕别当官考察国内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总结大学行政化的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大学“管理”的神秘化。行政化必使大学不成其为大学。不是说不需要任何规章制度,但对大学的管理必须限于最低程度,而且管理者应该主要是教员本身,管理规则也应该由教员自己集体决定。做不到这一点,学者不能自由,最后大学出不了像样的思想。大学不需要行政化,由大学自身的职能性质决定。大学的职能无非三类:教学、研究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对国内大学来说包括林林总总的项目、课题、合作、公关等。教学和研究显然应该是大学的主业,最后一类是“旁门左道”,有时确要学校或院系出面,但也不涉及对教员的“管理”。教学需要教务人员处理技术工作,但具体开什么课主要由各专业教师自行协调决定,基本上用不着管。请问,能让领导告诉老师怎么教书吗?如果教师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只能说明当初进人进错了。学问更得靠学者自己去做,哪个领导能“管”出哪怕一篇像样的学术成果?大学或院系领导不太可能是一流学者。国外大学虽然偶尔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但由于大学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质上是个服务、协调和联络机构——大牌教授很少动这个念头,除了“院士”等荣誉称号,很少有这样那样的头衔,如果有名片,也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国内“学术明星”,一张名片正反面还写不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主要领导长期由副教授担任,甚至担任学院领导成为这些副教授的晋升策略,因为毕竟可以和大学领导“混个脸熟”,将来职称评审对自己有利些。学院领导的“弱势”也反过来巩固了行政的“弱势”和管理最小化——学问、资历、人脉都不如人,凭什么还管那么多?因此,国外大学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务不是“管理”教师,而是联络校友等各种关系拉钱;经费拉不来,就是领导失职,别谈其他。国内同行往往以为国外大学领导必是顶尖学者,是对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犯了常识性错误。但在中国的“高大全”语境下,官和学似乎永远成正比;官越大,学问也必然越深,不然为什么让你做领导?于是乎,中国的学术“大腕”几乎人人为官,不是校长也至少是院长,不是院长也至少是某研究所所长,或挂个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仿佛不这样就亏待甚至羞辱了这位“学术明星”。一旦做了管实务的领导,就必然意味着学术事业的荒废。学问成“副业”,“管理”、开会、应酬成了主业。不少领导明知这点,却为自己学业不精找理由,坚持自己是为大学管理“牺牲”了学术乃至“奉献”了青春。这种“牺牲”或“奉献”完全不必要,大学根本不需耗费那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去“管”。大学不是幼儿园大学行政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学管理者相当强烈的“管理主义”意识,对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很有点“快感”,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行为则绝不宽容,而且动辄以“制度”、“规章”、“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