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姆的“禅意”与可可西里的“正道”.doc

刘晶晶《德拉姆》的“禅意”与《可可西里》的“正道”一眼即明:《德拉姆》是一部纪录片,《可可西里》是一部故事片。但是《德拉姆》是一部带着叙事成分的纪录片,而《可可西里》从头到尾追求的都是“真实”二字。两者的独到之处,恰好是《德拉姆》欲言又止的故事和《可可西里》那震撼人心的严峻现实。这两部电影都有着张力:德拉姆拍的是世外桃源中的淡淡烦恼。可可西里拍的是人间炼狱中的烈烈人性。影片的深沉正是来自于张力的牵引和力度。从表面上来看,《德拉姆》和《可可西里》一样,是适合在大银幕上观看的电影:雄浑的气势、悠缓的节奏、凝重的色彩。相比之可可西里如炼狱一般的冷酷和艰险,德拉姆的云南无疑是一个世外桃源,但是《德拉姆》却超越了纪录片的真实,进入了一个更加禅意的境界。“禅客无心忆薛萝,自然行径同山多,知君欲问人间事,始与浮云共一边。”中国的“禅”,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因而难以一言蔽之。借用“禅”的观念来看《德拉姆》却是别有一番体会。“禅”讲究“正见”和“正受”:正见即是用一种绝不偏颇的眼光看待外物。因为人总是会带着自己的偏见和谬意看待其他事物,形成一种“当局者迷”的假相,所以禅的境界就是一种无我的状态。《德拉姆》中导演一直处于隐藏的状态,片中没有出现导演的问话,镜头纪录的全部是当地人自己讲述的自己的故事。如果说,“正见”就是客观地记录,《德拉姆》无疑能够达到要求。正是有着纪录片客观和真实的基本要求,《德拉姆》很快进入了“正受”,“正受”就是不但毫无偏见地看待他物,并且以对方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正因为如此,《德拉姆》是一部有人情味的电影,并不因为它是纪录片,就多了一些冷静和拒绝感,反而流露出真诚的人文关怀。《德拉姆》就是茶马古道上一位走贩的一匹意外死去的骡子的名字。整部电影并不是跟随着一个马帮走完整个茶马古道的风光探险片,而是静静体味当地人生活的电影,影片关注的重点不在于人的行为而是人的内心。因此,整部影片处于一个“安详”的禅意中:一开头,雾中静静伫立的屋舍、和远山、时而跑过的狗、轻轻启程的马帮,湿润的空气。一辆仿佛是日剧中才有的邮递员似乎带着一个故事从雾中的吊桥上滑过画面。没有任何的浮躁在里面,即使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传奇:村里教堂的老年牧师和他的学生年轻牧师(多么像是一个雨果式的人物)、有一位百岁高龄的妇人、还有赶马帮的汉子、守在乡间小寺中青年喇嘛、向往外面世界的美丽女教师,还有一个晃悠在童年里的小铺少年。可是导演并不想藉此拍摄一部故事片。相反他以最平实的视角去看待他们倾听他们,观众也跟随着导演,坐在他们的对面,听他们参差的语言,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慰藉。这些故事就像是在现代都市社会中难得的清凉音乐,给烦躁的心灵以安详,就像是禅给人的宁静一样。正是这种普通人身上的“禅”才接近禅的真谛,正如“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头向下。禅人若也不会,问取东村王大姐”依然可以带来的感悟。《德拉姆》中的云南边陲小镇虽然与现代文明隔绝,那里的人们也没有过多的物质享受,但是导演并不是以一种对待弱势群体和落后乡镇的眼光来看,反而这部电影里的云南小镇,是一个我们迷失的精神家园,导演带着浓浓的乡愁,将绵长和深刻镌进了影片。禅不是苦,甚至也不是乐。禅是心的原态,是生命的安止。禅是迷失的家园,是流浪的归宿。我想之所以《德拉姆》能够动人,还是因为它有着现代人早已失去的禅意的安详:“人间至此方无悔,何需行处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