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1.doc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韩德强
1999年8月26日

时光飞逝,共和常,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也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能是讨论五十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的关系:究竟是前三十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三十年为后二十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三十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阀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邓丽君,日子过得自在又闲适。这样,在部分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五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打了折扣,剩下二十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个五十周年的庆祝就暗淡无光了。的确,人们不难注意到,与1998年庆祝改革开放二十年相比,今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声势小多了。许多媒体对于宣传二十年十分热心,而且技巧娴熟,对于宣传五十年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些数字、炒些冷饭,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华社举办的网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讲二十年巨变的专栏,而没有五十年的专栏。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的媒体对五十周年大庆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
中外对比五十年
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者三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均寿命为69岁,中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最近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