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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娃娃抓起,培养国学的读书种子——在武汉大学国学院揭牌仪式上的讲话2010-07-15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兼院长) 尊敬的前辈师长与各位专家学者:上午好!借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敝校共同举办“近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缘,在开幕式上同时举行简短的武汉大学国学院揭牌仪式。首先向各位长辈、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学者,学校、兄弟学院及各部门的领导与朋友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充斥灾屏的电视剧,常常有“你的家父”、“你的内人”、“你到我的府上来”等等莫名其妙的荒唐对白。有些讲《论语》、《老子》等中国经典的人,竟连起码的注疏都不读,胡编乱造,望文生义,如有人讲《老子》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时,把“太牢”,即古代最隆重的、用牛羊豕三牲的祭祀活动,讲成坐大牢。北京市有的地方用繁体字作标牌或出布告,把“海淀”写成“海澱”,“太后”写成“太後”。至于对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戏说、歪讲、曲解、庸俗化等,更是屡见不鲜。有的地方甚至要把西门庆拿来作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钓饵。无论是从捍卫汉语言的纯洁性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起码尊严的角度,我们确实深感忧虑。糟糕的还不只是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儿童、少年与青年的健康成长,一代代人的心理调节与人格成长。武汉市大方学校、武汉市积玉桥学校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适当让儿童、小学生、中学生读一点传统蒙学读物、家训与《四书》等,甚有裨益。目前我们很警惕中小学教育变成以升学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大学教育则变成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教育,知识教育太过,道德教育又是教条化的,缺乏适合于儿童、少年与青年成长的生动活泼的方式,而社会风习的负面又给了他们坏的榜样。我历来主张应对忆的教育,其中,国民教育中历史文化精神的教育尤为重要。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国学教育的主要方面,一是国学常识、知识,二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做人之道,是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我这里所说的仁义礼智信等德目,当然是通过了创造性转化了的、富有时代内涵的新的精神价值。我想,不妨多选用一些《论语》、《孟子》、《史记》中的格言与志士仁人的故事,做语文与道德教材的部分内容。在初中阶段,学生应系统完整地学习过《四书》。这种人文理想与人生意义的教育需要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的配合,靠亲师长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我希望小学、中学语文教材中适度增加古代文言文与古诗词歌賦的比例,按循序渐进的原则,由少而多,由简而繁,到高中三年级,文言文应占到百分之六十的比例。在简繁体字的问题上,任继愈、袁晓园先生长期提倡“识繁用简”、“识繁写简”,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在课程设置上,小学生与低年级初中生应恢复毛笔字的训练,这有多方面的意义。小学生通过练毛笔字等在身心方面得到陶冶,另一方面,这也是保护、传氶文房四宝的必要途径。日本通过让小学生每学年看一场歌伎来培养受众,保护这一剧种,这一经验值得重视。以上所说会不会增加中小学生的负担呢?我看不会,可以减掉一些不起作用的教育内容,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又可以增加趣味性,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乐学。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对立起来,不懂得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可以作为健康、正面、积极的力量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可以提升人的文明程度与修养境界,因此把传统文化作为负面糟粕,故在国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