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宗白华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脁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恒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
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蝾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
(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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