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铁木历史题材纪录片“新历史叙事”解读.doc

金铁木历史题材纪录片“新历史叙事”解读.doc金铁木历史题材纪录片“新历史叙事”解读[摘要]新世纪以来,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热”现象,并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金铁木导演凭借着《圆明园》《大明宫》等作品成为这股热潮中最为耀眼的焦点,以其为先导,历史题材纪录片在新世纪的复杂语境中完成了一次华美转身,而这种转变则主要体现在“新历史叙事”的运用上。本文以金铁木纪录片为样本,试图从细节叙事、真实再现、叙事视角等方面解读历史题材纪录片叙事策略的变化及所带来的新审美体验。[关键词]历史题材纪录片;历史叙事;细节叙事;真实再现;视角作为最具文化品格和历史意蕴的一种纪录片类型,历史题材纪录片因“利用影像形态对历史遗迹、历史文物、文化景观等的记录”,“折射当代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体验与反思”[1]而备受关注。然而,由历史文化的天然厚重感和严肃性而引发的“历史叙事”的艰涩、枯燥却往往使观众对历史题材纪录片产生疏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主流政治话语的不断消解和淡化,商业文化主导多元文化格局已成不争事实,同时由于新历史主义理论不断渗透,历史题材纪录片在结构影片的叙事方式上呈现出一些鲜明变化。以金铁木导演的《复活的军团》《圆明园》《大明宫》《玄奘大师》等影片为代表,历史题材纪录片一改过去沉闷、“宣教”的形象,以可视性、轻松化及文献性相融合的新形象完成了华美转变,受到越来越多受众的追捧。深究金铁木历史题材纪录片成功的原因,除了“奇观化”包装、市场化营销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真诚表达外,从纪录片本体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叙事策略上的大胆变革。一、细节叙事与宏大叙事的结合对于宏大叙事的理解,马相武先生指出,“它主要是指启蒙运动以来所构建的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神话的‘大叙述’”[2]。中国传统历史题材纪录片多采用这种带有理性主义神话色彩的“宏大叙事”方式,运用宏大建制表现恢宏的历史,其叙事视角大多是居高临下的,创作素材基本来源于官方文献或主流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人物纪录片,还是《丝绸之路》《话说运河》等历史文化纪录片,都着眼于“大文化”的取材视野,虽然也指涉到具体的文化载体或文化符号,但总体上仍给人一种高高在上、胸怀全局的厚重感,遥远的历史与观众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细节叙事所带来的亲近感和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历史题材纪录片不断反思“新纪录运动”平民化表达的极端化走向和传统历史表述方式的恢宏性、意识形态性等问题,开始“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至简直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3]。历史题材纪录片逐渐抛弃单一的宏大叙事模式,积极融合细腻、感性、具体、带有个人体验的细节叙事方式,使历史题材纪录片有了情节化、可看性等新的属性标签。金铁木导演的成名作《圆明园》曾掀起了一股“历史文化热”,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建构历史主体的情况下突出运用细节叙事。宏观上来讲,该片以圆明园为线索,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描绘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图景。从细部来看,编导将圆明园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起来,重现大量的“零散插曲”,还原鲜活的历史人物,避免了历史叙事陷入编年史的“流水账”俗套中。比如,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权利的最高符码,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宏大叙事”中常以威严、英明的姿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