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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导航-剑桥中国明代史首页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专题今人新著目录页下一页译者的话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 7 卷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 1 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 3 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 10、11 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 14 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将尽快翻译出版。出版 15 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多,经济和印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 ]号标出相应的《书目》中的编号;并将《书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本书译校分工如下:张书生译第 1、2、3 章和第 4 章前半杨品泉译第 5、6 章和第 4 章后半思炜、张言译第 7、8、9 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生参与了这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黄沫译第 10、11、12 章和《书目评注》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目录页下一页Powered by) Copyright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国学导航-剑桥中国明代史首页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专题今人新著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总编辑序20 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并从 70 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 10 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 1902 至 1912 年间以16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12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1966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 6 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