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过渡时代与读书.doc.doc

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 本文的主体曾用于新加坡2008-2009年度“吴德耀文化讲座”(The WTY Annual Lectureship in 2008-2009),今仅略作更易,以就教于各位。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以今天的标准看,近代中国很多读书人都既是一个学人,也是一个有文化承担并努力为社会服务的文化人,甚至是个试图以言论和行动“澄清天下”的政治人。身处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即梁启超所乐道的“过渡时代”,由于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近代中国读书人一面对新的时世感到困惑,又觉得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这样一种时代社会与身份认同的变化,未必同步,却又密切关联,其余波至今荡漾不绝,似还需要进一步的反思。
下面要讨论的是两个既相关而又可以独立的大问题。人人都知道中国近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时人就称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巨变,过去的人也有不同的形容。既可以说是“转化”(transformation),也可以说是“革命”(revolution)。梁启超所用的“过渡时代”,两皆兼顾,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似更适于描述近代中国那种革命性的转化。清末民初之际,至少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或非梁启超莫属。他的很多见解,不论“正确”与否,现在都还有着生命力。说详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北京)2007年5期。
在近代的各种变化中,与人本身关联密切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而四民中身份地位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为其他三民楷模的读书人。以前读书人在思想上和社会上都处于中心,故其对近代的“过渡”感受最强烈。他们的实际社会变动及其心路历程,处处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巨大转变。反过来,要理解当时读书人的困惑,还是要先整体考察中国近代的转变。
一、过渡时代通说
把近代中国称作“过渡时代”,曾是梁启超十分爱说的话。中国的近代确是一个“过渡时代”,其过渡状态恐怕到现在仍在延续之中。而且那是全方位的“过渡”,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无不见证着并反映出某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互起互伏,波波相续”。后现代学人所乐道的“混成”(hybridization),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充分。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27页。
当梁启超讨论“过渡时代”的时候,他和许多时人一样更多不过是预感到大变之将至。他所谓的“过渡时代”,是相对于中国数千年来的所谓“停顿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目的性明确的表述,意味着以欧洲各国近二百年为模板的主动变革。梁启超当时预测了很多应发生而尚未发生的“过渡”,包括政治上的“新政体”、学问上的“新学界”和社会理想风俗上的“新道德”,已是全盘的转化。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7-30页。
那时梁氏并不想要鼓动更换政权的“革命”,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后来的发展却被他不幸而言中。近代的
“过渡”,其实就是以共和取代帝制为象征的全方位巨变。史华兹、张灏、林毓生等先生已论及近代中国“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崩溃引发的全盘危机及其在清末民初的表现,参见Benjamin I. 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76-88;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我之所以把共和取代帝制视为“象征”,是强调这一全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