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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与尊严:关于中东的反思
 
2013年爱德华•萨义德讲座,伦敦,2013年3月18日
[美]诺姆•乔姆斯基著
王立秋译
诺姆•乔姆斯基
瑞典小说家亨宁•曼凯尔(Henning Mankell)谈到过他在种族隔离的可怕暴行顶峰造极时,在莫桑比克的一次经历: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枯瘦男子朝他走来。“在他深刻的苦难中”,曼凯尔说到,这个悲惨的幸存者“把鞋画在他的脚上。在失去一切的时候,为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他的
尊严,他从地上捡来颜料,把鞋画在脚上。”这样的场景会在那些见证过残忍和侮辱,以及“有坚韧决心者(صمود, samidin)”——那些坚持的人,借用拉贾•舍哈德(Raja Shehadeh)在他那本关于二十年前在占领区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的杰出著作[1]中使用的那个富有感召力的词来说——的坚决抵抗的人身上唤起尖锐的记忆。和你们很多人一样——事实上,我还不如你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我也在这个世界上见证过这样的场景。去年十月份,当我在多次失败的尝试后,第一次得以拜访加沙的时候,我又再次见证了这样的场景。而(在那次加沙之行之后)欢迎我回家的,则是最近的那波惊人的罪行[2],即十一月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和欧洲的礼貌的容忍下对加沙地区的袭击。
我收到的最早的报道之一,是一位年轻的加沙记者——我和他在加沙共处过一段时间——拍摄的一幅照片。照片上,一名医生在医院病房里抱着一具被杀害的婴儿的骇人的,被烧焦了尸体。那名医生就是汗尤尼斯医院(Khan Yunis Hospital)的外科主任和主刀,几天前,我就在那里听到他强烈要求药品和手术设备,这样伤患者就不会在等待因为缺乏设备而无法进行的简单手术的时候,在痛苦中挣扎。
在十一月的袭击全面爆发的时候,联合国发布了它对加沙地区的永远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每周评论:据报告,作为以色列的封锁和西方的共犯,以及埃及新政府不愿意冒犯主子们的结果,百分之四十的基本药物和百分之五十五的基本消耗品现已短缺。边界,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在穆巴拉克的国家情报总局(mukhabarat)的控制之下,而后者,根据可信报告,与美国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关系密切。就在上周,我又收到出自同一位记者的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描述了穆尔西政府最近对加沙人民的袭击的可怕影响。它设想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封锁处在苛刻的围攻状态和持续的攻击之下的人民的生命线:用污水来淹他们。
同一天的新闻还带来了以色列人权组织卜采莱姆(B’Tselem)的一份关于一项为以色列军队所采纳,用于克服“有坚韧决心的人”在应对催泪瓦斯和其他人口控制方法——用未经处理的污水喷射抗议者和他们的家,作为对每周针对以色列的非法隔离墙(实际上是兼并墙)的非-暴力抗议的惩罚——方面的机灵的新设计的报告。
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这种结合野蛮镇压和有用羞辱的情况下,“英雄们”所见略同。
加沙的悲剧要追溯到1948年,当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恐惧中逃到或被以以色列征服军强行驱逐到加沙,在官方停火很久之后,以色列军队依然持续用卡车把他们运过边界,这种情况至少持续了四年。最近以色列的学术作品——特别是阿维拉兹(Avi Raz)的重要作品[3]——揭示了这点,即,(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是把难民们赶进西奈半岛,以及,如果可行的话,把巴勒斯坦的其它人口也赶过去。用已故的工党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的话来说,(政府的)意图是保住加沙地带,同时“摆脱阿拉伯人”。这些长期的目标可能也
是造成埃及在开放边界,为遭在西方支持下的以色列的残酷包围下被阻断的人与物品提供自由通道上不情不愿的一个因素。
摆脱加沙的阿拉伯人还只是更为广泛的目标的一个方面。在1948年的驱逐期间,以色列征服的阿拉伯专家预测,难民们要么会被其他地方同化要么会“被粉碎”而“死亡”,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变成人渣和社会败类,并加入阿拉伯国家的最贫穷的阶级。”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关于在1948年后依然存在的“以色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的看法是,他们“只剩下一个功能——逃跑。”尽管数年来一直遭到极力的否认,难民航班问题现已不再是一个可疑的事实。很少有人会质疑在这个话题上最著名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结论。用他的话来说,“首先,让我重申这点,即,难民问题是由犹太军队对阿拉伯的农村和乡镇的袭击,以及居民对此类袭击的恐惧引起,为驱逐、暴行、关于暴行的流言——和1948年6月以色列内阁禁止难民回归的那个决定性的决定所加重的”,以色列内阁的决定使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约七十万人被迫流亡,另外十五万人则留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4]莫里斯对以色列的暴行持批判态度,这部分的是因为,它们太过于有限。本-古里安的大错——也许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莫里斯论道,是没有“清洗整个国家——以色列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