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感悟篇一:科举制感悟第一,综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主要实行过三种选官制度,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科举制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显然是中国古代最进步,也是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科举制的实行,在制度上使国家政权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使相当多的士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二,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比较多的文化知识,同恩荫补官、进纳买官等出身的官员相比,在素质上显然要好得多。事实上,通过科举也的确选拔出了一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材,这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准、范仲淹、包拯、韩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章敦、宗泽、李纲,都是进士出身。其中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等出身寒微,完全是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第二,科举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xx数急剧上升,对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造纸业、印刷术也都大大发展了。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空前发展。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第三,中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於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过启发和借鉴作用,在中国当代,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在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中,还保留试卷密封制度,按号入座制度,禁止怀挟、传义、代笔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高下制度等。我们在高度评价科举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看到,它也有很多弊病,这一点在清代後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是,考试内容的陈腐和考试方式的僵化,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唐及北宋前期,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诗赋,讲究格律、对偶,不利於造就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王安石变法时废除了诗赋,但清代却又恢复了考试五言八韵诗一首。唐和北宋前期,考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帖经、墨义。主要是考试背诵经书,内容和方法都极为简单。王安石变法时,废帖经、墨义,改试大义,规定不必死记硬背经书,可以陈述自己的见解。这显然是考试形式的一大进步。但是,到明代中期以後,又由大义演变为八股文,使科举考试形式出现了大倒退。八股文要求必须按照“五经”、“四书”及官方指定的注疏,“代圣贤立言”,不准应举人发挥自己的见解;并且有极严格的格式:每篇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起股、出题、中股、後股、束股、落下等十个部分组成,起股、中股、後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中还都必须各有两股相对的文字。甚至对每个段落开头的虚字也有规定,使经术的考试成了充满清规戒律的文字游戏。所以,八股文从明朝末年起就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和反对。顾炎武就曾尖锐地指出:“八股之害等於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於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考试论、策本来有利於造就和选拔治国安民人才。但是到了清代,殿试不再誊录,评定殿试策的优劣不是看内容,而只是看书法是否符合要求,使金殿对策简直成了书法比赛。到清朝後期,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则大大落後於时代的潮流和世界的发展,而科举考试仍埋头於“四书”、“五经”及八股文,把科学技术看作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其考试内容陈腐,形式僵化,误国害民,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历代王朝开科取士的目的之一,就是笼络士人,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尤其是以八股文取士,更是禁锢思想自由,消磨聪明才智。清代每三年才录取进士二百多人,却以“读书做官”为诱饵,使数以十万计的士人,皓首穷经,老死不止,不知残害了多少人才。 1905年9月,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面对如此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意见,清廷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就开始废除科举制度。时人曾说:“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开始于隋朝。在此之前,官员、人才的选拔经历过养士、军功、血统、门第、举荐、九品中正等各种制度,但这些制度弊端重重。科举制的发明,最大限度摒除了权力的干扰,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公平。科举制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底层”可以通过苦读考试升至“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形象反映。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但科举制必然也有其弊端。其一是考试内容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考试内容不外四书五经,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些,确实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近代以前,就不断有对科举制的严厉批评。科举制的另一重要弊端是“官本位”,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所以与科考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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