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的监督与自利-会计高管薪酬的监督与自利 蒋涛李文娟摘要:本文从会计学者的视角对高管薪酬的监督与自利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归纳将关于高管薪酬的监督与自利的研究分成高管薪酬的自利行为和高管薪酬内部与外部的监督两方面进行阐述。关键词 :高管薪酬;文献综述;会计视角;监督与自利人力资源学者主要从人力资本的生产和市场供给视角研究高管薪酬。例如苏方国(2011)曾利用跨层次模型研究高管薪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会计学者主要研究会计信息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主要采用代理理论的范式。委托-代理关系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其建立在博弈模型基础上。一方的行动取决于信息不对称的另一方的行为。代理人获取的过度薪酬是对委托人财产的侵占,双方利益的冲突形成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博弈,造就了委托人需要监督代理人的薪酬和代理人在薪酬问题上的自利行为。理论上会计信息的引入可以减少代理问题的发生。但是,会计信息的不完美使得委托人需要必要的监督来防止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下面本文分析高管薪酬中的监督和自利行为。一、高管薪酬的自利行为———会计信息的操纵会计信息的不完美主要体现在代理人对会计信息的操控上。代理人可以通过会计信息的操控为自己谋求更高的薪酬。瓦茨(2006)认为企业管理层报酬计划会导致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的会计程序差异以及会计程序变动。通过会计政策调节实现盈余管理来谋求增加薪酬一直是会计学者研究的热点。会计政策的调节主要体现在应计项目、公允价值以及非经常性损益的操控。目的在于提高会计业绩,提升基于会计业绩的高管薪酬。王克敏,王志超(2007)研究发现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正相关,高管通过盈余管理行为为自己谋求更多的薪酬。Joseph(2006)研究发现公司高管通过对退休基金投资收益的操纵来提高自己的薪酬。退休基金收益提高有助于高管薪酬的增加,相反投资亏损,对高管薪酬却没有影响。基于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和主观性,高管有机会操纵退休基金投资收益,过高估计这种投资回报,为自己谋求更高的报酬。同样会计政策的变更也会影响期权等权益性薪酬。Mary(2003)研究1998年会计政策变更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新的会计政策要求期权市场价值与期权重新定价的差额必须费用化处理。作者发现利润接近0成长性企业,在窗口期(不用费用化处理)重新定价期权的事件增多,过了窗口期(需要费用化处理)重新定价期权的事件减少。高管有操纵会计政策为自身谋求更高薪酬的动机和行为,另外这种操控业绩的能力还体现在管理层的权力。吕长江等(2009)通过2005~2008年公布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公司为样本,以行权条件的容易程度、行权期限的长短作为划分标准把期权激励分为激励型和福利性。作者认为两职合一、董事长在上市公司领薪、CEO年龄较大和非执行董事比例越低的公司高管更加有权势,更容易发生福利性期权激励。吴育辉、吴世农(2011)收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数据,利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表作为代理成本替代变量,发现高管薪酬过高不能有效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说明高管在其薪酬制定中存在自利行为,而这种自利行为减少或者消除了薪酬的激励作用。以上研究均说明操纵会计信息,能给高管带来过量薪酬收益。面对代理人的这种自利行为,委托人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止这样的行为出现。因此委托人的监督与代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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