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童趣》晓建如果说迄今为止我已经获得过五分乐趣的话,那么其中的三分应该是从书中搜寻得来的;如果说我已经从书中获得过三分乐趣的话,那么其中的两分应该是少年时期从“闲书”中偶然得来的;如果说我曾经在少年时期所读的“闲书”中拾得过两分乐趣的话,那么其中的一分半是在稍长成后逐渐被感悟到的。至今记得小时候的那些有关读书的桩桩趣事。儿时的路边常有租书的小摊:一个老爷爷,一个木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的排放着连环画,书架旁三三两两的摆放着小板凳。有精忠报国的岳武穆,有巾帼英雄杨门女将,有杀富济贫的粱山好汉,有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崇尚英雄的小男子汉来说,具备着多么大的诱惑哟!记忆中最早的阅读对象大概就是用省下的早点钱与摆放书摊的老爷爷换取的连环画。坐在老爷爷的小板凳上津津有味的翻阅着租来的连环画时,两边的肩膀上往往都会扛着蹭书看的小伙伴的小脑袋,而在老爷爷收摊回家后又往往会面对着围上来的小伙伴们现学现卖的开讲,直到外婆催促晚饭的呼声传来。母亲由于我为了读书而饿饭感到心疼,父亲却站在我这边,他认为:偶尔饿一顿于身体并无大碍,若因此而养成爱读书的的提高应该选择一些更有意义的读物。于是,父亲买来了新华字典,在教会我使用后便布置起阅读的“功课”。对于学龄前的我来说,父亲所指的“更有意义的读物”无非是唐诗宋词而已。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也是从“床前明月光”开始读起;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父亲不仅让我读诗,还给我讲诗,发展到后来,干脆让我给父亲讲诗。尽管幼稚的我根本没办法讲清楚“李诗”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杜诗”的现实主义情怀,也尽管无知的我根本不可能体会到“陶菊”的闲适清香、“苏月”的千里与共和“秦云”的变幻弄巧,可父亲总是夸我“肯动脑筋”、“有独到见解”。长大后才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通过阅读而思考,通过思考而质疑,通过质疑而领悟,通过领悟而熟记”。不过,我的思考与质疑也着实给父亲平添了许多麻烦。记得有一次读晚唐诗人朱庆余的题为《近试上张水部》的诗,诗云:昨夜洞房停红烛,画眉深浅入时无?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第一,诗的内容与诗的题目似乎没有什么联系,洞房夜后新媳妇梳妆拜见公婆(舅姑),问夫婿装扮是否入时,这样的内容冠以“近试上张水部”的题目显得不伦不类,除非诗人是借此题目有所暗示。如果真的是这样,诗人以此暗示些什么呢?读后我向父亲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二,诗中的“停”字有些费解,我从字面上猜测“停红烛”的意思是“将烛火熄灭”——洞房花烛夜,闹罢洞房熄灯安寝,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但这却与外婆曾告诉过我的“洞房红烛通常不应吹熄”的习俗相悖。如果诗中的“停”字不是“熄灭”的意思,那又该作何解释呢?为了应付我的质疑,害得父亲花费很多时间去查阅很多资料,而我们全家也会在这样的“质疑”与“释疑”中形成一种“研讨”的氛围。现在看来,书中的乐趣其实正是隐在由于我的质疑而给父亲平添的那些麻烦之中。七岁入学,读的第一部长篇是《董存瑞》,当然也是带着新华字典读的。那时的学业负担似乎不是太繁重,稍事用功便能够名列前茅,于是就有了较多的空余时间读课外书籍。而且当时的老师也鼓励学生扩大阅读面,不像现在的老师会因为学生犯下了“喜欢阅读世界名著的错误”而耐心的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直至学生改正“错误”而“再也不读课外书籍”为止。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由于有一个较为宽松的阅读环境,同时也由于具备了较为优越的阅读条件,我有机会阅读了较多的“闲书”,并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记忆中好像连家里所藏的那部线装的《袁了凡纲鉴》都是在那个时期被囫囵吞枣的“啃”过。到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外名著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而明令禁读,全国范围内能够拿出来公开阅读的长篇小说好像只有《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两部,而在这种氛围下忍不住“偷”读“禁书”,又给我的阅读平添另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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