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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红人”们的心灵史
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一个记者,于是坊间开始哄哄说,非虚构的春天到了。春天,无非是指会有更多人买书而已,可是像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作家,她干上这一行时,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我要畅销”。
她是苏联人,即使苏联解体,庞大帝录苏联人的遭遇和心情,书写他们的“心灵史”。
“苏联的心灵”,在以赛亚?伯林的同名著作中是被帕斯捷尔纳克、安娜?阿赫马托娃等伟大的文学家所代表的,在斯维拉娜的书里却属于普罗大众。他们缺少系统思考问题的能力,心智偏瘫,是一群“不能为自己负责”的人;他们曾被剥夺一切:人身自由、择业自由、财产、政治身份、生命,却依然一代代忍耐强人政治的蹂躏。
《锌皮娃娃兵》写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之声》写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这两件分别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的大灾难,预先敲响了苏联的丧钟,而执政者只能靠又捂又堵,不让民众知道事情真相,设法蒙混过关。知识分子的责任浮显于焉:要写,写下来,发表出来,相信文字的力量。现实中的歧途和不公,只要留下文字,留下当事人的记忆,便会成为有价值的。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事情,它的前因后果,被披露和被隐瞒的,务必要周知天下。
对苏联的批判都是连皮带肉地“吊打”。她认为,必须用这样不带喘息的连续动作来刺激到读者,否则,那些生活在安全环境里的人是不要听的。至于目的,法国有名的哲学家,比她大16岁的(斯维拉娜生于1948年)保罗?维利里奥,曾与她有过一次对谈,她道出了一点个人的执念: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应该像奥斯维辛一样,成为苏联贡献给世界的一笔黑色的文化财富,因为它再度刷新了人类关于痛苦的想象的下限
――切尔诺贝利是个历史事件,只要它释放出一批真实的个人故事,就可能“催生一批哲学家”。
这是一个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的记者和作家。对不公平敏感非常,不能漠视他人的痛苦,与强权势不两立,以及,将知识精英视为改善当下唯一的希望所在。对于阿富汗战争也是一样:首先要让当事人自己出来说话,然后,读者透过叙述人冷峻的、知性的笔触,触摸到真实发生过的事并被它所灼痛。
从战场归来的人自述:“回到家,我们看到什么?我向一个朋友要五块钱,他不肯,因为他老婆不让。这叫什么朋友?我很快就知道我们要得太多了在这儿,生活就是一个大泥潭,所有人都只关心他自己的豪宅、汽车,在哪儿能买到一点熏香肠要不是我们的人多,我们有十万人呐,他们就把我们挡门外啦在那边我们都恨死了敌人。但是这里我得找个人来恨,非得这样我才能重新交到朋友。但是,恨谁呢?”
至于前线的情况,他们回忆则充满了人们都熟悉的细节:新兵被逼着给老兵服务,任其驱驰,供其取乐,新兵被欺负到了一定时候,就转向比自己更小的人撒气。每个人都逃不掉这样的宿命,先被人欺,然后欺人。
采访这些人,记录这些事,斯维拉娜想过要畅销吗?设法探入世上最狠毒的恶行,挖出它的所有细节,这需要强韧的神经。我觉得,斯维拉娜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同她憋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