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面包,更要自由.doc

南都周刊:要面包,更要自由
时间:2011-07-15 00:17:43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
在东欧政治史上,“墙”是最具物质性的极权政治概念。
文_李公明
在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中,有些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情虽然只知道一鳞半爪,但是感受特别深刻。在1980年代初期,我读到美者塔德·舒尔茨写的《“布拉格之春”前后》,书中写到1968年8月21日清晨苏联坦克包围了布拉格电台大楼,几百名捷克青年正在以自己的身体阻挡坦克继续前进,在7点35 分的时候,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播音员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话!”这位记者说他感动得快要落泪,而他女同事的热泪早已簌簌而下。这种感受成了一代人的情感洗礼,多少年来的风雨磨洗不掉,东欧的前世今生就这样潜伏和流动在我们的血液中。
20年来,在中国一直关注和研究东欧各国政治转型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因为热点总会转移,敏感度总会有变化。但是,只要是真正的关注,必定带有延续性。构成这种关注的核心理由是什么?或者说,作为从1980年代末走到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重大的理由应该对东欧社会的变化保持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仅仅从被允许传播的国际新闻中获悉某种信息,而是怀有某种坚定的信念或焦灼的希望而深入了解、刻苦研究。这种关注既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呼唤:对青春时期理想的承诺,更是对下一代的未来的承诺;对反思当下的呼唤,对实现政治正义伦理的呼唤,更是对道路选择的呼唤。
20年弹指一挥间,东欧的20年历程应如何认识,东欧各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异同点应如何分辨,金雁教授的新著《从“东欧”到“新欧洲”》对此作了很好的梳理和具体的解读。可以说东欧是他山之石,也可以说东欧是他人的酒杯,总之都是冲着自己而来。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从《新饿乡纪程》、《十年沧桑》到《从“东欧”到“新欧洲”》,金雁对东欧问题的研究既有“纪程”(到处走、到处看)的特点,更有敏锐而深刻的思考与表述力度。写《新饿乡纪程》的时候,她说就是因为看到主流媒体对东欧巨变的报道不真实、不客观、不全面,而她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媒体的信息多元、报忧不报喜等特点很容易造成我们的有意性选择和误读。直到今天,还不能说这种情况有多少好转,或者说还不具备好转的前提—只要我们还是像王婆那样吆喝自家的货色,就无法允许客观地、真实地讲述他乡的故事。
不能说中国学者很少关心东欧问题,二十年来学界和国策班子的研讨、文章、讲话恐怕早可以汇编为厚厚的文集了。在前期,这些文字主要围绕着原因、特征、性质、教训等命题进行表述,近几年则是通过对东欧的问题和困境(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表述而回到对“中国模式”的证明。金雁在“前言”中说,国内的舆论多是以“巨变”如何糟糕为主调,反而到了人家走上正轨之后关注就少了很多,于是在民间就有了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可见,在禁锢的舆论中要研究“他山之石”是何等的不容易。
人们不难发现,主流意识的“否定论”是双重的:首先是从“东欧巨变否定了什么”作为所有问题的切入点,突出地表达了巨大的敏感与警示性;然后就是对巨变本身的否定,以这种“否定论”论证“坚持论”。那么,在“否定”与“坚持”之间,对原因的探讨也就是对应变之计、坚持之策的申述。按照传统的思维与表述模式,任何变化不外是由内因和外因引起,前者是主要因素。内因也有两个层面,首先是作为“老大哥”的苏共自己变了,也放手让小兄弟们各自求变;其次是东欧各演变策略。在这些论述中,最关键的核心概念异常凸显,在此已不必赘述。
与“否定论”相匹配的是“倒退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倒退论”的表述也是双重的:从社会主义道路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从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化倒退到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其实,“倒退”与“进步”根本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比如说,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后最先带来的是立宪会议的召开,后来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解散,作家高尔基愤怒斥责这是历史的倒退—“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应该承认的是,在主流意识中逐渐也有来自不同层面的声音。去年在北大召开了一个“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学术研讨会,显示出主流学界的某些发展变化,如研究课题的多样性、也有对政治转轨和民主化进程的关注等等。也有些研究是比较现实功利的,如有学者认为这些国家已经陆续加入欧盟,而欧盟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可能会对中国有不利的影响,因此中东欧是值得研究的。
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成为我们的东欧消息树。
“东欧”与“新欧洲”
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首先对我们习用的“东欧”概念作出解释:作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