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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所认识的陈嘉庚
卢嘉锡
行高于世,自有口碑。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感人事迹,尤其是关于他的“倾资兴学”,我因而十分崇拜他,觉得他这个人很伟大。后来,我在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学习并工作过多年,尤其是自1937年有幸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并在解放前后和他有过多次接触后,我对先生的事业、思想和人品有了深刻的认识。
今天,当我们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毛泽东同志对他曾有过“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历史性评价,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觉得先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他是一位永远值得后世怀念和学习的典范人物。
一
陈嘉庚先生独立创办了10几所大中小学和多所专科学校。办学中,他深得其胞弟陈敬贤先生的鼎力协助,在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人们通常称陈嘉庚为“校主”,称陈敬贤为“二校主”,这种特殊的称呼很能说明陈家兄弟与兴办教育的渊源关系和人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陈嘉庚的办学首先是在家乡集美陆续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包括男小、女小、男中、女中、男师范、幼师、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国学专科学校等,此外还附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和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后来定名“集美学村”。
集美学村中最有影响的当推航海学校,它是解放前我国仅有的两所航海专科学校之一(另一所在上海的吴淞),是当时我国培养航海人才的重要基地,并形成了国内航海方面的两大学派之一。旧中国相当部分的船长、大副、二副等高级船员都出自集美航海学校。
从今天来看,陈嘉庚先生当年创办集美学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举。办教育可以说是让人们摆脱精神方面的“贫困”,这同摆脱物质方面的贫困一样重要。联想到现在的某些“大款”们手里有钱以后,就吃喝玩乐,一掷千金,就更显出了陈嘉庚先生的伟大和远见卓识。
厦门大学是我学习和长期工作过的母校,相对来说,我对陈嘉庚倾力创办和维持厦大的业绩更有切身的感受。我在厦大读书期间(1928至1934年),就曾为自己的出生地厦门有这么好的一所高等学府而深感庆幸,要不然,象我这样一个“穷教书匠”的儿子,到外地上大学将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私立时期的厦门大学较之旧时代国内其它大学有许多优越之处,就教授薪金定为300块大洋这一项就为国内大多数大学所望尘莫及。可是后来我了解到,为办好厦大,校主在海外却承担着比我这样的学子更难以想像的巨大经济压力。
陈嘉庚在海外的经济事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功,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深,他的事业从1926年起开始走下坡;至1928年,整个资产损失过半;而后遇上世界经济大恐慌时期,在垄断资本集团的打击下,他的企业被迫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于1934年底收盘而宣告破产。但是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乃至尔后的三年里,厦门大学的经费仍然依靠
陈嘉庚先生的支持。就创办和维持厦门大学整整16年(即私立时期)这件事来看,他是竭尽全力、超负荷地坚持过来的。
爱国爱乡说起来是炎黄子孙的一种天性,古往今来亦不乏热心公益、捐资办学的实业家,然而象陈嘉庚那样倾“资”而“捐”者世所罕见。他一生为教育捐款的数额累计起来有几千万元,几乎相当于他“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一个人在海外取得事业的成功本来就很不容易,成功之后把一切成果献给祖国、献给家乡、献给培养下一代的教育事业,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和献身精神!
二
我一直渴望着能够一睹校主的丰采和亲聆教诲,这一愿望终于在我出国留学的途中得以实现。
1937年秋,我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从上海启程奔赴伦敦。我乘坐的邮轮抵达途中的新加坡后停靠了两天,由于张述同学(厦大时的同届校友,毕业后即赴新谋职)的引荐,我在第二天上午到“怡和轩”(陈嘉庚的办事处兼住所)拜访了心仪已久的校主。
张述事先已向他禀明我此行是赴英留学的,校主对此甚感欣慰,对我说了不少鼓励与鞭策的话。他希望我学成之后不要忘本,要回来好好报效祖国。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频频点头,并表示决不辜负校主的嘱托,请他老人家放心。
我至今记得那次见面的日期是1937年8月26日,当时距陈嘉庚和各地侨领筹划成立“南侨总会”为时已不远,他吃、住和工作都在“怡和轩”,可见是很忙的。在这种时候,年逾花甲、德高望重的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乐于接受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小青年的拜访,足见他毫无大人物的架子而对来自故国故乡的学子充满关切和期望。令我深为感激的是,许多年以后,校主有一次回国,到厦大后还关切地问道:“怎么不见卢先生?”同事们忙告诉他说我出差了。我和校主并无特殊的关系,在此之前也没有多少接触,他却能记住并如此关心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晚辈。
第一次见面还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反复谈论着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他是把“兴学育人”同民族振兴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曾引起我长期的思考:他为什么特别重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