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归炼狱圣地归圣地.doc

炼狱归炼狱圣地归圣地炼狱归炼狱,圣地归圣地—威宁石门坎文/阿侯索格“在未知的中国”,在“云的那一边”,有一个地方,从上世纪初始,一直牵引着世人的心,那就是贵州威宁石门坎。石门坎,地处贵州威宁和云南昭通、彝良三县(市)交界处,距威宁县城142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处河谷1218米。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雾雨迷蒙,古来就是瘴疠之地。“四面皆山,万壑千仞,崔嵬险峻,浓雾终日不散,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石门坎地方志》载:“本境地处云贵之鄙,荒山僻野之中,与外界少往来,极为闭塞落后,山民为少数化,风格向称朴陋。”《石门坎溯源碑》言:“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肩;古径云封,惶恤残山剩水。”纵然是泱泱盛世的今天,这里依然是属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属于苗族的一支,被称作大花苗,至清末还处于茅塞未开,“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社会环境,栖身于彝族土目的地盘,受土目和官府的盘剥,被官府划为未教化的“生苗”,过着农奴的贫困生活,对于汉语汉字以及数字,大花苗人几乎全是文盲。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1905年,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抱着一本《圣经》和五位汉族老师一起踏上石门坎这片蛮荒之地,石门坎便仿佛一夜之间沸腾了。这个从物质和环境角度而言近乎“炼狱”的地方,便书声琅琅,歌声悠扬,教育勃兴,风云叱咤,一个民族文化复兴之路从这里起步了,最终发展成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和“中国苗族最高文化区”。物质环境的恶劣与辉煌文化的强烈反差,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个人间奇迹感到惊奇,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个蛮荒之地曾经变成“海外天国”呢?基督教与苗族心灵的碰撞苗族自宋代迁来黔西北乌蒙山区,世代在穷山恶水的环境中繁衍生息,依靠彝族土目维持生计,他们处于农奴的低下地位,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生活来源,一切由封建领主主宰,甚至生死也只是在别人的一念之间,正如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描述的“饥饿、苦难、死亡是普遍现象”一样,苗族被称为“地底下的人”。同时,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知书识字的人,《溯源碑》中写道:“我们好像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别人看不起,尽笑话我们……”。加上苗族自身没有完整牢固的文化系统,信仰缺失,精神备受摧残,整个族群处于恐惧、痛苦和绝望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基督教便悄悄地敲开了苗族宗教信仰的大门,同渴望改变自身农奴地位的苗族人的心灵发生了碰撞,并点燃了文化复兴的星星之火!1904年,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柏格理在昭通接待了从威宁羊街兴隆厂风尘仆仆赶来的张朝相,张相书,罗彼得,罗大以理四位苗族同胞,柏格理指引他们信教读书,方可得救,这一年属龙,因此苗族人称为“龙年得道”,从此揭开了黔西北、滇东北、川南苗族信仰基督教、读书识字,乃至社会变革的序幕。同年,柏格理到石门坎勘查地形,向彝族土目安荣之索要80亩土地,用作建立教堂和学校之用。1905年,基督教在石门坎正式建立教堂和学校,各地苗族便来石门坎做礼拜,苗族教徒的小孩也从各地来这里读书。从此,基督教在苗族中的传播就像潮汐,来势浪高波涌,携带着成千上万人对精神的自由追求,好似海潮翻起的滚滚黄沙,基督福音势不可挡地传遍乌蒙山三省交界的山山岭岭,超越民族和地域界限,引发了川滇黔苗族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现象,以石门坎为息安圣地,逐渐扩展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组织。据载到40年代中期,川滇黔边约80%的苗族信奉基督教。同时,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基督教还在乌蒙山彝族中扩散开来,最远传播到滇北的彝族支系“葛拨人”当中。基督教与苗族信仰的碰撞,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天意?虽然带有偶然性,却阴差阳错地改变了一个民族受压迫受欺侮的命运,这也许是传教士用宗教打开中国大门的初衷所没有想到的结果。一套文字与一个民族的文明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苗族族系庞大,人口众多,历史文化较为丰富,但没有文字记录无疑是一件遗憾的事。由于没有文字,苗族很多优秀的历史文化都是依靠口耳相传。例如赫章《苗族大迁徙》就是用舞蹈的动作来追忆祖先迁徙的历史;又如大花苗传统服饰上的图纹,是用来对祖先家园的怀念,同时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称为“绣在衣服上的史诗”。1905年,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李国镇、张武、杨雅各、钟焕然等人,几经失败,终于创制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这套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称小字母和大字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上方或右侧,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这套文字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也包含自创的几何图形符号,民间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石门坎苗文”,学术界称为“滇东北老苗文”或“柏格理老苗文”,英语世界称之为“坡拉字母”(thepollordscript)。在苗文创制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神话般的故事:传教士和苗汉知识分子潜心研究了大花苗传统服饰纹样,得出一个结论是,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