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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新感觉派”小说
一、概述
20世纪30年代,上海社会、经济的快速扩张和发展,推进了现代都市文化迅速繁荣。在这一背景下,催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派小说创作群体。他们出没于浮华喧嚣的十里洋场,享受现代都市的物质和商业文明,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熏陶,追求文学的先锋性。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杂志为中心,主要作家是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杜衡、徐霞村等。
在创作上,直接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把主观感觉融于创作客体,注重取材于现代都市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反映都市物质文明、享乐主义和扭曲变形的心理状态。
吸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以及意识流、象征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和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没有完全摈弃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作了尝试性的融合,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综合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1905年出生于台湾没落地主家庭的刘呐鸥,1920至1925年求学于日本,1926年带着他的创业梦来到上海,并结识了他的现代派同人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叶灵凤、徐霞村等人。刘呐鸥把上海作为他事业的“将来的地”,他在上海搞创作、办书店、出杂志、拍电影、做房产,以多元的身份活跃于“十里洋场”,直到1940年9月遇刺身亡。
二、现代派群体的都市文化身份
刘呐鸥在日记中写道:“吃大菜,坐汽车,看影剧,携女子,这是上海新人的理想的日常生活。”
在刘呐鸥的带动下,他们一起谈文艺、办杂志、跳舞、游泳、看赛马、喝咖啡、看电影、逛妓院、打回力球等等,浸淫于都市的摩登生活。
据施蛰存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同住在刘呐鸥江湾路的花园洋房里,每天晚饭后就“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
杜衡就是在这个时期迷恋上了回力球的,穆时英曾描述过杜衡对回力球的兴趣:“杜衡近来回力球兴趣绝浓,谈起拉摩司来,那眉飞色舞的样子,——嗨,不得了!”
穆时英(1912~1940) ,现代小说家。笔名伐扬、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亲是银行家,自幼随父到上海求学。读中学时爱好文学。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读大学时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翌年在《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又有《南北极》经施蛰存推荐到《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注视,自此成名。1932年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小说《公墓》,为创刊首篇作品,成为现代派健将,以其年少多产而风格独特,被人称为“鬼才”作家、“新感觉派圣手”。
穆时英本人则更是耽溺于十里洋场的西式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他常常几乎是临近中午时分,才懒洋洋地从床上起来出门,去北四川路附近一家俄国人餐馆吃西餐,他喜爱面包、牛油和罗宋汤。下午,坐在书桌前,一面吸着一种名叫CRAVEN‘A’的烟,一面用钢笔尖蘸着墨水,在稿子上倾泻他的新感觉文字,直到夕阳西下”。
穆时英(1912~1940)
穆时英“总是在天黑后差不多同一时候才来‘月宫舞厅’”,“一身西服,高高个子,风度翩翩的穆时英在舞池中是令人瞩目的,他和他的舞伴是所有跳舞的人中跳得最好的一对”。当时有些大学女生为了见他竟然不惜扮作舞女去舞场,他也最终迎娶了“月宫舞厅”的舞女仇佩佩而轰动一时。
在给叶灵凤的信中,穆时英描述了他们志趣相投的情景:“这几天,我们这里很热闹,有杜衡,有老刘,有高明,有杨邨人,有老戴;白天可以袒裼裸裎坐在小书房里写小说,黄昏时可以到老刘花园里去捉迷藏,到江弯路上去骑脚踏车,晚上可以坐到阶前吹风,望月亮,谈上下古今。”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一词在英语中也可译为“文化认同”,它包括自我认同、集体认同和社会认同。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选择过程,借助这个过程,只有某些特征、符号和群体经历得到注意,其他的被排斥在外”,正是在对上海都市文化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共同体认中,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人具有了最初的群体意识。他们自称是“敏感的都市人”,他们的“作风的新鲜是适合于这个时代”的。
据时人回忆,穆时英他们在外表上“是个摩登boy型,衣服穿得很时髦,懂得享受,烟卷,糖果,香水,举凡近代都市中的各种知识,都具备”。
施蛰存也曾坦言:“我们是租界里追求新、追求时髦的青年人。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与一般的上海市民不同,也和鲁迅、叶圣陶他们不同。我们的生活明显西化。那时,我们晚上常去Blue Bird(日本人开的舞厅)跳舞。……穆时英的舞跳得最好。我对跳舞兴趣不大,多为助兴才去。和跳舞相比,我更爱日本咖啡和‘沙利文’的西式牛排。”
正是因为他们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又在作品中热衷于都市颓废生活的表现,因此鲁迅曾贬斥他们是“洋场恶少”,沈从文也说“都市”成就了他们,虽然看法有些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