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译介中的革命文艺述评 世界史论文.doc

外国文学译介中的革命文艺述评_世界史论文外国文学译介中的革命文艺述评_世界史论文世界史论文一、鲁迅对外国革命文艺作品的译介在谈到翻译马列文论的动机时,鲁迅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比作Pretheus窃火给人类。“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6]209。鲁迅译介了前苏联的四部马列文论着作:一是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该书于1929年4月译毕,上海大江书铺6月19日出版);二是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三是《苏俄文艺政策》(又名《文艺政策》?),它是苏联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记录和决议(该书译于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6月出版);四是在1929年6月19日至1929年10月12日期间,鲁迅开始译介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又名《艺术论》)。除此之外,鲁迅还参与编译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和《文艺理论小丛书》。同时,鲁迅积极译介日文本马列文论。他译介了日本学者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原题《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以及日本学者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鲁迅对日本的革命文艺作品十分褒扬,他认为,从这些日文译作中“愿于读者解释现今新兴文学‘诸问题的性质和方向,以及和时代的交涉等,有一点裨助’”[5]291。由此可见,革命文艺作品是鲁迅译介的重点。当然,在把译介外国文艺作品服务于政治斗争需要的过程中,鲁迅也意识到了文艺与政治的矛盾与冲突性。这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各种矛盾交错,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十分尖锐。各种力量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文化冲突和政治冲突尤显突出。鲁迅认为,文艺与现实政治往往处于冲突与矛盾之中。文艺与革命本不矛盾,应有某种内在联系。但是政治的目的却是维持社会现状,而文艺却又不安于现状。这样,文艺问题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文艺与政治的冲突也就不断升级,文艺的目的是催生社会进步[7]113。可是,由于鲁迅只精通日文,对外国革命文艺作品的译介全是通过日文版本转译的,所以对鲁迅而言,这种复译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同时,对鲁迅而言,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能得心应手,而文艺理论着作里的新术语、新概念使得鲁迅倍感困难。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8]21-22。“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能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9]293。二、鲁迅的革命文艺情结及其文艺思想上述研究表明,由于受到晚清文学革命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侵染,从开始着手外国文学译介工作,鲁迅便继承了近代中国翻译思想史中救亡图存传统的使命要求。其文学翻译理论的主张是以翻译作为工具,引进世界文化,建立新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