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政治思想的演变.doc

经学经学——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天命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惟有人类精英——圣人才能知天命。圣人死后,圣人对天命的认识就在他们留下的经典书籍中。对经书的学习、解释,形成一门中国特色的学问——经学。汉代汉武帝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法定的意识形态,从此后两千多年里,经学始终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崇奉。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往往通过对经书的不同解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产贯彻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这种以经学为形式展开的政治理论斗争贯穿中国经学史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经书。经书就是儒家学派所尊奉并为中国封建时代官方政府法定的几部典籍的总称。在先秦时代,儒家学者们所学习和传承的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汉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遂被立为五经,因为乐是空有其名而无典籍留传。宋代一度扩大到13经。值得提出的是,宋代儒家学者继承唐代韩愈的做法,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四书形成后,特别是朱熹作《四书集注》以后,其在经学上的地位和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都远远超出的五经,构成经学史上极重要的范式转换。经学是以经书为文本、以孔子儒学为解说的官方法定的意识形态载体,是思想统一的标准,只能学习、解说,不准怀疑、违反。(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77页。)经学确立后,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两千多年的经学史,可说是一部经学内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大的有汉学、宋学之争,汉学之中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中又有齐学、鲁学之争,齐学中又有不同的师法、家法之争。这些派别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经学问题,而实质却是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政治利益在学术上的反映。但经学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经学的范围内,通过对中国封建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经典的解释来展开论争的,都尊奉孔子为圣人,都服务于现实的封建政治。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汉代经学的义理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伦理道德最高本原的论证,一个是自然和社会整体的内在秩序的探索。用董仲舒的话说,前者叫“求王道之端”,后者是“观天人相与之际”(《汉书·董仲舒传》)前一主题在“春秋公羊学”中有突出的表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公羊学对这个本原有两个称号:一是元,“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玉英》)一是天,“天者,万物之祖”(《春秋繁露·顺命》)元指时间上的开始,伦理上讲是神圣的;蕴涵着封建的伦理政治制度是神圣的思想观念。天是就本原是人和万物创造者、主宰者的意义上说的。从天寻找一切社会政治行为的最后根据是汉代公羊学家的最重要原则。依据经学文本变迁、经学流派演化特别是依据经学影响政治力度的强弱,本文将经学史分为汉学系经学、宋学系经学和清学系经学三大阶段。汉学系经学从汉武帝独尊儒学、立五经博士起到唐代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五经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以通经致用为目标,在当时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中影响巨大。汉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宋学系经学从北宋新儒学复兴起到明末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四书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从通经致用逐渐转变为以经学培养人的德性,在当时的教育和思想文化方面影响巨大。宋学系经学的代表是理学派的《四书》学,代表人物是朱熹。清学系经学从明末清初到晚清戊戌变法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集历代经学之大成,经书已经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载体转化为一般性的文化典籍,各学派对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主动迎合现实政治,有的有意回避现实政治,有的则主张改革现实政治。清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晚清《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康有为。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经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是多层面的,大致可以分为统一思想、培养人才和制订制度几个方面。汉武帝时期之所以确立经学的官方学术地位,其根本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要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董仲舒在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明确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其道,勿使并进;邪辟(pì)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宋代王安石主持对《诗》、《书》、《周礼》的重新注解,号为“三经新义”,统一社会思想。朱熹编《四书集注》亦有此意。经书是上古、三代社会生活的记载,其中尤其侧重于对古代政治的记载,在后代经学家眼里,那时的政治是圣王之政,是后代必须学习的理想目标。所以,经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研究经书中记载的圣王之政,将其应用到现实的政治制度建设上来,使上古、三代的圣王之政再现于当时的封建王朝,这在古代就叫做通经致用。如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