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杂谈.doc

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只有十几岁的付建杰开始频繁出入于刚刚复兴的花鸟鱼虫市场。在此之前,玩鸟斗虫在北京已绝迹多年。“我刚玩虫时,有老师带着,选择虫具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那时市场上的葫芦虫具很少。我们说虫具‘够老’的,是指清代的,‘不够老’的是民国的。我们叫做‘新活儿’的,还得几年以后才能出现在虫具市场上。”范制葫芦曾濒于灭绝 1979年,北京文博大家王世襄一篇名为《谈匏器》的小文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引起了一阵小轰动。不少人甚至到其家中寻访,想向王世襄请教匏器(范制葫芦器)的种植及范制方法,试图恢复这一传统工艺。但是,种植葫芦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除水浇园地以外,还要具备制模的能力,而种植葫芦,从秧苗、分栽、扎架、引条、选实、套模、系吊直到长成收获,也需要摸索积累相当的经验才能逐渐掌握,因此来访者离去后大多再无讯息。《谈匏器》本是王世襄写作于1960年的一篇旧文。王世襄之子王敦煌说,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进行,粮食种植在农村逐渐占据了突出地位,被视为“玩物”的文玩葫芦种植则逐渐趋于绝迹,即便在解放前曾以范制葫芦出名的天津和徐水等地,也无人再种。王世襄有感于匏器这一传统工艺的濒于灭绝,于是撰文投给《文物》杂志。但该杂志时任主编因文章有“玩物丧志”之嫌,未予刊载。近20年以后,该文才得以重新面世。付建杰种植葫芦已是在1985年前后,当时各地的葫芦开始恢复兴盛起来。“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几位各具特色的种葫芦名家,比如山东聊城的‘山东赵’以种植纸模葫芦为主,‘保定周’则主要致力于恢复他们家100多年前世代相传的‘老撞子’(即模具)。北京较早培植的是大兴的张金通,他所范制的葫芦上多撞有‘喜’字,所以人送外号‘喜字张’。这自然离不开王世襄先生的首倡之功,当年不少养殖葫芦的人也都向王先生请教过,或得到过他的直接指导。”随后,上世纪90年代初,王世襄出版《谈葫芦》一书(1998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中国葫芦》),天津的王强受此书启发,开始以书中的记载和图录为依据,大规模范制葫芦。由此,葫芦种植范制技艺开始真正推广开来。“这一批人可以说开风气之先,为今天的葫芦培植打下了基础。单就民间来说,从范制工艺、葫芦器款式和葫芦器生产量上,现在都已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付建杰说。清代“官模”水准最高不过,付建杰说:“就工艺水准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是以清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官模’,特别是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出品最为精到,今天的范制葫芦绝大部分也是以仿制‘官模’为主。”关于范制葫芦的出现,过去普遍认为出现于清初。沈初的《西清笔记》中就有记载:“葫芦器,康熙间始为之。”乾隆皇帝在此御制诗中,也屡次鼓吹“壶卢器者,出于康熙年间”,甚至把葫芦器的发明权直接归于康熙皇帝“壶卢器,自皇祖命苑监创制,至今尊奉成规”。但实际上,明万历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就已经写到:“余于市场戏剧中见葫芦多有方者,又有突起成字为一首诗者,盖生时板夹使然,不足异也。”这证明,在明代民间范制葫芦已非常普遍。进入清代以后,民间范制葫芦传入宫廷,逐渐发展成一种宫廷艺术,特别在康熙和乾隆两朝达到鼎盛时期。据记载,康熙曾命人在西苑丰泽园(今中南海瀛台西北)“架匏而规模之”。而乾隆则在圆明园的长春园中建有含经堂,并在其中广植葫芦。几年前,考古专家还曾在含经堂遗址上发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