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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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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i]一代大师王国维在本世纪前期就敏锐地觉察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问的影响,并在此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文物考古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古文献,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当代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利用着出土文献。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自然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一
说起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一批早已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了。它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的文学史的认识。在这方面,敦煌文学的发现,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实。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写经、文书和文物共4万余件,敦煌文学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已经让那些慧眼识珠的学者们惊叹不已了。因为那里面不但包括了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和其它文体的大量作品,更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大都是早已失传、多少代已经无人知晓的文学珍品。例如,《云谣集》本是晚唐时编选的一种规模较大的歌辞集,早于《花间集》和《尊前集》,是当时社会流传的比较完备的歌辞选本。它的发现,就是我国词史上的一件大事,为研究词的起源、词的形式和词的创作等问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所以,早在1917年,当朱孝臧得到董康欧游时所录《云谣集》伦敦本之录文和吴伯宛本石印本之董康录本后,就把它印入《彊村丛书》,并对之大加推崇,说它
“其为词朴拙可喜,洵依声椎轮大辂,且为中土千年来未睹之秘籍。”[ii]
不过,国内学者最早关注它的,可能还是王国维。1909年,罗振玉等人将所得部分敦煌书卷编为《敦煌石室遗书》,法国人伯希和回国后,同年又从法国寄给罗振玉一些敦煌写卷照片,其中就有《云谣集杂曲子》,但罗氏没有注意。王国维则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巨大文献价值,在1913年所写的《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中就说:
“上虞罗氏藏唐写《春秋后语》有背记,……末有词三阕;前二句不著调名,观其句法,知为《望江南》,后一阕则《菩萨蛮》也。……据此则《望江南》、《菩萨蛮》二词,开元教坊固已有之。”[iii]1919年,当他看到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从欧洲抄录的《云谣集》部分文字之后,又进而指出这些曲子“固开元教坊之旧物”,并与郭茂倩《乐府诗集》、《花间集》等同调名之作做比较,得出“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等初步结论。[iv]
正因为《云谣集杂曲子》有如此重大的价值,所以,早在1932年,郑振铎先生在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就热情洋溢地写道:“在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汉文卷子里,有《云谣集杂曲子》一种,……这是真正的民间的词,我们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的。”[v]他又在《云谣集杂曲子》校跋中写道:“唐五代词存于今者,于《花间》、《尊前》及《二主词》、《阳春集》外,寥寥可数。今此本复现人间,可称研究唐五代词者的大幸!抑其中作风尽多沉郁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这个发见,是可以使论词的人打破了不少的传统的迷障的。”[vi]可见,正是《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让我们这一代人有幸知道了唐代的这些优秀歌词作品,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文学史的看法。正因为如此,自罗、王、朱等人之后,刘复、龙沐勋、杨铁夫、吴伯宛、董康、郑振铎、冒广生、唐圭璋、王重民、任二北、俞平伯、张次青、蒋礼鸿、饶宗颐、潘重规、沈英名、孙其芳等人,都对它进行研究。[vii]其中王重民、任二北、唐圭璋、饶宗颐、潘重规、沈英名等人取得的成就更大。[viii]
《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作品,只是敦煌文学里曲子词中的一小部分,现在搜集最全的敦煌曲子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