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与忧郁症+弗洛伊德+马元龙译.doc

哀悼与忧郁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马元龙译梦可以被我们当作各种自恋性的精神紊乱在正常生活中的原型,现在我们将通过比较忧郁症和正常的哀悼情感,以此来尝试解释一下忧郁症的性质。但是,这一次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绝不能高估我们所做诸结论之价值。即使在描述性的精神病学中,忧郁症的定义也是动摇不定的。忧郁症具有各种临床形式,将这些不同形式归类纳入一个单一的类别似乎未见成功;其中一些形式让人想起的不是心理疾病而是躯体疾病。除了这些每个观察者皆可获得的印象,我们所拥有的材料局限于数量有限的事例,但其心理性质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将认定所有断言对于我们的结论来说都是普遍有效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因为借助我们可以支配的调查,我们通过反思知道,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即使不是在所有精神紊乱中都具备典型意义,至少也在其中一小部分精神紊乱中具有典型意义。忧郁症和哀悼的相互关系似乎为人们对这两种情况所做的一般描绘所证实。而且,对这两种情况来说,就我们目前所知而论,源于环境影响的诱因是相同的。哀悼通常是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产生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对失去某种抽象物所产生的一种反应,这种抽象物所占据的位置可以是一个人的国家、自由或者理想等等。在某些人身上,这些相同的影响所导致的是忧郁症而非哀悼,我们因此怀疑他们具有一种病态的气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哀悼涉及到主体与正常的生活态度严重分离,但它绝不会让我们将其当作一种病态的情况,并且认为它需要求助于医学治疗。我们认为克服哀悼只需一段时间的缓解即可,并且认为任何干预不仅无济于事甚至有害无益。忧郁症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常痛苦的沮丧,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抑制一切活动,并且自我评价降低,以至于通过自我批评、自我谴责来加以表达,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甚至会虚妄地期待受到惩罚。当我们发现这些特征在哀悼中同样可以遇到时——只有一种特征例外,这幅图画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辨了。自我评价方面的失调在哀悼中是没有的,但其他特征则相同。深沉的哀悼,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起的反应,包含着同样的心灵痛苦,同样对外部世界失去兴趣——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同样失去爱上一个新对象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取代了他),同样逃避任何可能使其联想到他的活动。显而易见,这种抑制和画牢自困所表达的是对哀悼排他性的虔诚,这种虔诚不为其他目的和其他兴趣留下任何东西。的确,只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如何解释哀悼所以我们才不把这种态度视为病态。而且,将哀悼情绪称为“痛苦的”情绪,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合适的比喻。当我们能够对痛苦的经济学做出准确的定义时,也许我们就能明白这样做的理由了。哀悼在哪里执行其工作呢?我并不认为以下列方式呈现其工作有任何牵强之处。现实已经表明所爱对象已经不存在了,这进而要求所有的力比多都应该从对这个对象的依恋中回撤。这一要求遭到了可以理解的反对——这是一个普通观察都可以发现的事实:人们决不愿意放弃一种力比多立场,即使已经有一个替代品在向他们招手。这种反对有可能如此之强烈,以致主体竟然会逃避现实并以一种满怀希望的幻觉性精神症为中介从而继续依附原来的对象。正常情况下,尊重现实才能赢得生活。尽管如此,这些命令却不会得到立刻服从。它们是一点一点逐步得到执行的,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发泄很多精力,与此同时,失去的对象在精神上得以延续其生存。在力比多与对象于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记忆和期待中,每一个单独的记忆和期待都得到了培养和过度贯注,力比多的分离就是针对它而完成的。为何这种妥协——现实的命令因为这种妥协而得到逐步执行——是如此之痛苦,这不是一个根据经济学可以轻易解释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痛苦的不悦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事实是,当哀悼工作完成之后,自我再次变得自由无拘。现在且让我们把从哀悼中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忧郁症中来。在一些事例中,忧郁症显然也是因为丧失所爱对象而起的一种反应。但在诱因的差异之处人们可以辨认出这里有一种更加典型的丧失。对象不一定真的死去了,而是不再能作为一个爱恋对象了(比如一个被抛弃的已订婚女子)。但在其他一些事例中,人们可以确信这种丧失确实发生了,但不清楚究竟丧失了什么。因此,猜测患者不能从意识上觉察他所丧失之物也是完全合理的。其实,即使患者知道引起其忧郁症的丧失,这一点也是成立的,但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即他知道他失去了谁,但不知道他在他那里究竟失去了什么。这就意味着忧郁症以某种方式与从意识中撤回的对象—丧失联系在一起,这和哀悼是相反的,在哀悼中,没有什么与丧失有关的东西是无意识的。在哀悼中,我们发现兴趣的抑制和丧失可以用吞并了自我的哀悼之工作加以充分说明。在忧郁症中,未知的丧失会导致一种类似的内部工作,且因此对忧郁性的抑制负责。差别在于,忧郁症患者的抑制似乎令我们困惑,因为我们不能理解那整个吞并了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