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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多元性与认同性危机
乔瓦尼·菲洛拉莫著
陆象淦译
现代末期的宗教及其未来
在新千年降临之际,宗教正在经历某些彻底的变革:首先一个变革就是
世俗化过程L‘〕对于各种传统宗教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世俗化以各种不同
的形式从基督教开始,在今天和未来将依然这样进行下去,但它并不干预作
为一个制度和公共因素的宗教的没落,更不必说作为一个私人现象的信仰
的没落。
我们正在经历的,毋宁说是伴随社会一文化的深刻变形而发生的作为私
人领域的宗教信仰和作为制度因素的宗教的一个巨大变革和适应过程(利
翁,2002)。这种变革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胜利以及
全球化过程(库尔茨,1995)正在彻底地改变着宗教的本来面貌,具有明确的
宗教认同性的社团和运动正在卷人对这些变革既适应又抵抗的严酷过程。
这个过程的后果是不确定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在各种宗教证明它们有
能力把它们的救世预言用来适应新的大众传媒系统的地方[2],它们才能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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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菲洛拉莫
续生存,也许甚至是发展。
无论是在东方或者西方,各大传统宗教运动不是通过躲进原教旨主义
堡垒的退却(见下面的论述),就是通过试图适应正在冲击着我们的时空知
觉的一连串变化,来应对变革的挑战;同时,我们清楚地看到诸如在拉丁美
洲大获成功的圣灵降临派(马丁,1990)这样富有魅力形式的情感社团的出
现和壮大,从而形成了在传统宗教边缘产生的所谓宗教“解除控制”的支流
在其中涌动的一个三角洲。
新的后现代状况—被定义为隐性的(umbratil)和变幻莫测的[3]
加上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过程的步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另类宗教狂热领域
里的变化。在有着鲜明的社会学性质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宗教运动以及
20 世纪90 年代的新纪元运动(一种典型的隐蔽性宗教狂热,从网络构成背
景中获得其启示)之后,以“生态学”为基础的所谓抗议性宗教狂热时代接踵
来临,这是对于全球化急剧挑战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回应。一些基本的
宗教主题穿越广阔的“无组织信教者”领地,按照典型的解除控制模式流传
着:作为千禧年末日说狂热延续的启示录信仰、世界末日信仰或灾难论信
仰;“自我”的神化;神的肉身再现及其种种后果,以及最后则是形形色色的
魔幻和奥秘学说。
宗教因素再次变成公共而不再是私人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此
复杂的场景,一些重要的问题正在显现出来,其中殊为突出的就是宗教多元
性的本质及其特殊的动态。确实,我们所居住的多元文化社会以多种宗教
传统的共存为其显著特征,这些宗教传统一方面正在经历着它们各自的认
同性的彻底重组,另一方面正在对被认为已经变成永远独立的领域—例
如政治—发生重要的影响。这种现象初看起来似乎是新现象,但实际上
是欧洲历史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对于“宗教多元性”范畴的起源进行
简短评述之后,笔者试图在这里揭示当前的宗教多元性与基督教欧洲的宗
教历史联系的纽带。确实,只有通过回顾其世俗的竞争对手,才能恰如其分
地评估当前的宗教多元性的特殊本质,辨别代表其特点的某些过程。
从社会学观点看宗教多元性
深受其神学教育影响的一个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对于帮助我们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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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多元性与认同性危机
作为世俗化时代宗教的一个特殊方面的多元性的核心特征,发挥了决定性
作用。在 20 世纪60 年代,联系到欧洲世俗化过程的出现和正在变化着的
美国的宗教状况,贝格尔(1967 年)早就强调了两点,首先是作为制度的传
统宗教的公共重要性正在逐步地又是不可逆转地—根据他的观点—丧
失;其次是由于现代性典型的宗教个人主义盛行而造成宗教维度的私人化
倾向。这种新的状况导致各种宗教—不言而喻是从基督教开始—制度
作用的危机。贝格尔用一个关于宗教实质而不是宗教功能的定义来支持这
样的解释,也就是说宗教倾向于同神圣事物保持一致,保罗·蒂利希称之为
“终极关怀”。所以,在新的场景中,各种制度性宗教据说应该仅仅建立在被
信众视为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个人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其原因恰恰在于这
种经验是按照个人的私人选择,而不是按照相应的传统和社会功能而不同。
贝格尔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设释者的响应(例如,见贝格尔 1979,1982 年
的著作,以及他在 1999 年的书中观点的改变)。他进一步揭示道,在新的宗
教现代性场景中,宗教不复是一种命定的东西,而是选择的结果。这样,宗
教多元性成为新场景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由于信仰的相对主义和缺乏超越
传统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