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体诗、近体诗与平仄.doc

古体诗、近体诗与平仄古体诗百科名片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编辑本段]特点古体诗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编辑本段]古绝句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句”,唐时也有作者,与讲究平仄的近体绝句不同,也属古体诗一种。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如王勃《滕王阁》为古体诗,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声律上近似分押仄、平两韵的两首七言绝句。唐代律诗格律定型之后,诗人们的古体作品中更常溶入近体句式。如王维、李颀、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颇有律句、律联。歌行体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诗作者则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韩愈等均有所创造。后来明、清学者自觉注意到古诗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现象。清代王士?更认为古诗有平仄,于是赵执信、翁方纲等人专门研究古诗声调。他们的研究,对于诗歌创作时自觉区别古体、近体声律不无贡献,但由于忽视古诗实以自然音节为主,因此颇有牵强,以至被讥为“不见以为秘诀,见之则无用”。“歌行体”为南朝宋鲍照所创,鲍照模拟和学习乐府,经过充分地消化吸收和熔铸创造,不仅得其风神气骨,自创格调,而其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歌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是初唐时期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出现,可说是这种体裁正式形成的标志。明代文学家徐师曾在《诗体明辨》中对“歌”、“行”及“歌行”作了如下解释:“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辞海》注曰:“行”是乐曲的意思;“歌”与“行”名称虽不同,但并无严格的区别,后来就有“歌行”一体。[编辑本段]代表作以“歌”命名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以“行”命名的: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甫的《兵车行》等;以“歌行”命名的:高适的《燕歌行》。[编辑本段]特点一、篇幅可短可长。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共十八句,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有二十四句,白居易的《长恨歌》竟有一百二十句。杜甫的《兵车行》有三十七句,白居易的《琵琶行》则有八十八句。二、保留着古乐府叙事的特点,把记人物、记言谈、发议论、抒感慨融为一体,内容充实而生动。例如杜甫的《兵车行》,诗中既有“行人”出征时的记叙,又有“道旁过者”与“行人”的问答,也有“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的感叹,读后真能摧人肝肠。再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既有风卷茅屋的记叙,也有“归来倚杖”的叹息,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强烈抒情与愿望,读后令人唏嘘不已。三、声律、韵脚比较自由,平仄不拘,可以换韵。“歌行”体诗歌在格律、音韵方面冲破了格律诗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