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和他脍炙人口的“三骂”教育课件.ppt

张季鸾其人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张季鸾名炽章,著名新闻工作者、报刊评论家。·一九零五年留学日本,一九零八年创办《夏声》,宣扬革命,而且立志要献身新闻事业。·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三年主编《民立报》,因揭露袁世凯的卖国及镇压民主革命的罪恶行径,被捕入狱。·一九一七年又因披露段祺瑞之反动丑闻,再次被监禁。·出狱后任《中华新报》主笔,继续为民主进步运动而呐喊。·一九二六年与吴鼎昌、胡政之接办《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提出“四不原则”。·“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共同抗日,连续报道红军长征,揭露日汪伪约,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从命运多舛到立志献身新闻事业张季鸾幼年丧父,父死后家中一贫如洗,。1901年,十四岁的少年季鸾和慈母、幼妹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第一次回到故乡。其母凭借着自己的坚韧和顽强苦苦支撑着他那破败的家,从十四岁到十八岁期间,他碰到了他生命中几个重要的人:一是陕西大儒刘古愚,二是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这两个人对他非常赏识,使他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1905年10月,他东渡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从初露头角到被捕入狱1911年初,他回国任上海《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此后,他认识了胡政之。当中华民国成立时,他在于右任的推荐下,担任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并未孙中山起草了总统就职宣言。孙中山辞职之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1913年初,他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1913年6月,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去往上海。从主笔《中华新报》到揭开中国百年报业新篇章1919年,他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在《中华新报》主持笔政时,文章也非常脍炙人口,外者每以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但因经营不善,日销不过二三千份,报馆奄奄一息,终于倒闭。之后,胡政之约他主持《国闻周报》笔政,他只写过几篇时论,认为一星期写一篇文章不过瘾。冯玉祥发动政变后,他第三次进京,再度为《新闻报》写特约通讯。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从开封流落到天津,张季鸾没有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上海报纸,完全以卖文为生,《新闻报》经理汪汉溪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约他写稿。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吴、胡、张合力接办《大公报》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1925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的报纸,以‘文人议政’相期许,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执牛耳者,十五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报纸的‘文人议政’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在《大公报》复刊的第一天,张季鸾就写下《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确定了新记大公报的“四不”原则,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言辞犀利,疾呼公理大义至死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年12月29日发表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年1月25日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1937年2月18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等。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