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八年第三期(总第3l期)塞mst~,,(均儒)先生,是和陶行知先生在救国奋斗上,在救国方略上,志同道合的做起朋友来,结成同志的。在行知先生生前,是遇事必商,精神汇通,非常融洽。在行知先生死后,是伤感过甚,要想写一篇纪念行知先生的文章,屡屡提笔,屡屡因伤感而复停笔而搁置下来。我们总觉得这一段救国因缘,救国奋斗史诗,必多可泣可歌可敬可法的嘉谋嘉猷,决不能任它淹没而不彰,决要把它的民族正气的友情发挥光大,而使国人闻风兴起,尽成求国建国栋梁之材。因此,为着行知先生的周年祭,复数次和晓光弟同去,促请衡老动笔,仍是屡应屡辍,我们深深知道要硬逼着一位年高德劭的救国老人,怀着哀感来动笔写文章更增加他的感伤,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于是提议请他追述,另请人来为他记录,他答应了,即刻追问谁来记录’:“好!就请你明天晚上七点半钟来。”第二天,如约而去,我们的救国老人又因有更重要的约会而难以分身。第三天,晚上又如约再去。这是一个暮春天气的晚上。我先到了他家里,坐着看报。不久,我们的救国老人方从外面匆匆归来,抱歉着和我一同登上三楼,进了他的AvhN,室里。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木架床,整洁而简朴的被褥,一张中等写字桌,两个坐凳,桌上置有少数书籍和文具之外,房内便无长物了!救国老人清风亮节,于此窥见一斑。救国老人先把电灯扭亮,移好凳子请我坐下,然后自己坐下,翻开整理好的材料。没有说话,即见他满跟的晶莹的泪水堆满眼眶,发出抖颤的声音追述他和陶先生两人的往事了。以下便是救国老人,一面伤感,一面有条不紊的追述他们的救国历史因缘,救国历史事绩。哀感动人的生动的场面,幕幕的再映现于我辈后继者之前,使我们得知立身行事的大道,而勇敢的负起责任来,与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救国是我们订交的信念在救国会以前,我和陶先生不认识,所以他早年的事绩我知道的很少,就是陶先生在晓庄伟大创造,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放着伟大的光彩,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因为勘阅墓地,去年冬间攀登劳山之顶,经姚文采先生一一指点告诉我,从草树荒殖的遗迹中,认识了晓庄当年经营的伟大气派。我和陶先生的订交,是订交在救国的信念上的。自从“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国人都觉得日寇侵略和火焰是愈烧愈炽的,若不奋起共谋救国,国家一定是国亡无日了,有识之士乃奋起呼号,吁请团结御侮,共同挽救国难,共同抢救祖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是每一个国民应尽之天职。陶先生是当时奔走呼号极其努力的一人,因此,我和陶先生在声应气求之下,自然而然的由救国信念订交起来了。从和陶先生订交起一直到他的去世,是有了十二三年的历史。由于救国目标的致,遇事必商,所以在交情上非常融洽,在精神上非常痛快。在救国运动上,遇到了困难问题,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必须要找着陶先生商量,因此,我们数天不见面,便觉得茫然中有所失。我的朋友虽然很多,但像和陶先生这样融洽无问的却是少数。第一个救国文件上海文化界第一号召文件,最初是我和胡子婴先生同在吕班路胜利饭店约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广泛签名发表的。这一个文件发表之后,我们中国救国运动才一天一天的扩大发展。因此,去年四月间陶先生由重庆回到上海,住在胜利饭店,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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