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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质量:我国学者研究成果及其启示钟欣诗(广东培正学院人文基础部,广东广州 510830)摘要: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婚姻质量的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婚姻质量的定义、婚姻质量的测量、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特定群体的婚姻质量研究等等。总结了研究得到的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和从我国学者研究成果中得到的启示。关键词:婚姻质量 研究成果 启示一、婚姻质量的定义关于婚姻质量这一词,最早是1929年美国社会学者Hamilton提出“婚姻调适”这一词,后来Klein在1973年提议采用“婚姻质量”取代“婚姻调适”这一概念。中国学者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涉及这个问题的研究。国外和国内分别对婚姻质量有不同的定义。国外对婚姻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个人感觉(individualfeelings)学派和婚姻调适学派两种。第一种,个人感觉学派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主观概念,它主要表示已婚者对自己婚姻的感性认知和体会,指当事人对配偶及婚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而第二种,调适学派则强调婚姻质量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夫妻之间关系的结构特征或这种特征的具体存在和统计表现。[1]国内学术界关于婚姻质量的定义上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婚姻质量视为一个总括性的指标;另一种则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混合性的概念。持混合性看法的学者认为,婚姻质量犹如一个充满气的气球,它涵盖了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及其双方的凝聚力等方面。从概括性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是把婚姻质量这个气球放完气,仅剩下一个空壳,认为对婚姻关系的描述和对婚姻关系的评估不能混为一谈,婚姻质量的定义主要侧重于已婚夫妇对自己婚姻关系的总体性的、综合性的评价。[2]二、婚姻质量的测量中国学者在研究婚姻质量这样课题时,很多都运用外国现成的量表,部分学者会自编量表或改编量表来做研究。贾黎斋在婚姻态度量表(MAS)的编制及其与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中,自编了婚姻态度量表(MAS),信度与效度检验中,使用14个项目的初步量表对全国1450名已婚者(成对夫妻)进行测评,总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p<),(p<),(p<),(p<)。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婚姻态度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3]其问题如表1所示:贾黎斋、赵秋民和王宇中于2007年研究中年夫妻心理健康水平及与其婚姻质量时,使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婚姻质量问卷对255对中年夫妻进行了婚姻质量与心理症状关系的调查和分析。夫妻的SCL-90各因子与其婚姻质量的相关性有如下指标:⑴“结婚时美满度”⑵“结婚时稳定性”⑶“结婚时性生活”⑷“现在的美满度”⑸“现在的稳定性”⑹“现在的性生活”甄宏丽和胡佩诚在对婚姻质量进行测量时,使用的方法是:⑴“访谈提纲”(对婚姻的总体感受、对夫妻间的沟通交流满意度、对丈夫或妻子的性格特点了解程度、离婚的最主要原因)⑵“深入访谈”⑶“量表调查”(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MMPI)中的偏见量表)王厚亮等人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使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艾森克个性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生活事件量表等工具,随机调查已婚育龄妇女。以婚姻质量“总分”为因变量,自变量有多个,分为A、B、C三组。A组:⑴“年龄”⑵“婚龄”⑶“经济福利满意度”⑷“积极应对方式”⑸“N标准分”⑹“客观社会支持”⑺“负性生活事件频数”B组:⑴“N标准分”⑵“积极应对方式”⑶“P标准分”⑷“社会支持利用度”C组:⑴“社会支持总分”⑵“主观社会支持分”⑶“客观社会支持”⑷“P标准分”⑸“N标准分”⑹“E标准分”⑺“婚龄”王德明等人在研究婚姻质量与个性的关系时,抽取109对(208人)新婚夫妇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女各109人,婚前采用艾森克个性测试,婚后两年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测试。研究分别对“个性与婚姻质量”做相关分析、“内外向特征不同与婚姻质量”和“情绪稳定性不同组合与婚姻质量”做比较分析。张耀方和方晓义研究城市新婚夫妻自我情绪调节困难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时,在符合研究被试条件的周围人中征求自愿参与的被试和以“新婚成长营”形式向社会公开招募,通过两种方式征求被试。其中有88对夫妻问卷有效。研究选取两种问卷,一是自我情绪调节困难问卷,Gratz和Roemer的情绪管理困难问卷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四个分问卷,拒绝接受情绪反应(6题)、情绪干扰目标定向行为(5题)、冲动控制困难(6题)和缺乏情绪调节策略(8题)作为本研究测量个体自我情绪调节困难的问卷。在本研究中,调整后问卷的模型主要拟合系数为χ2=,df=146,χ2/df=,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