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礼典·吉礼》的研究.pdf

摘要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巨著——《通典》用一百卷的篇幅记述了上古至唐天宝末年的礼制沿革。按历代沿革对我述,对研究我国古代礼仪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中的吉礼部分,吉礼是我国古代五种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吉礼即祭祀之礼。古人谓祭祀求吉祥,故称吉礼。《左传-成公十二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吉礼在古代人们生活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通典》中这浩繁的一百卷“礼典”为我们研究古代礼仪、宗教、文化教育、历史政治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很多人由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对其引用,但从文献角度对其研究的至今还未见到。我的论文试图从文献的角度对《通典·礼典·吉礼》部分及引书情况加以考察,论文主要分三部分:一、引言,介绍《通典》的作者,概述《通典》的体例、流传及版本二、《通典·吉礼》文献特征的研究,这部分主要分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对吉礼发生、发展及其作用进行简要的叙述:二是从编纂方法、注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吉礼”的文献特征。三是对《通典·吉礼》的学术价值进行研究。这部分从礼仪文化、古代宗法、古代文化教育、自然科学等方面进行研究。最后得出《通典·吉礼》不仅对文献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其它学科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三、对《通典·吉礼》引书进行研究。通过对引书的具体研究分析出引书的特点为:原始性、灵活性、侧重性、多样性,从而引书的情况分析中总结出《通典·吉礼》在辑佚、考据等方面的文献价值和重要作用。关键词:《通典》;杜佑;吉礼;吉礼研究;引书研究一、杜佑生平简介引言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出生,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以82岁高龄、国之元老退休、宰相高位去世。杜佑一生经历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他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以“门资”涉足仕途,历任江南郡参军、工部爵显位至宰相,“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忤逆,人皆重之。”“1《旧唐书·杜佑传》说他“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位虽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辨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杜佑是唐代中叶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史学家之一。杜佑一生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有:《宾佐记》1卷(杂传记类)、《管氏指略》2卷(法家类)、《理道要诀》10卷(杂家类)、《通典》200卷(类书类)。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正是他的主要著作《通典》。杜佑正值大唐皇朝从强盛的巅峰一落千丈,开始走向衰落,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多事之秋,杜佑作为洞察历史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恢复发展经济、参与决策、稳定中庸政局等方面可谓功勋卓著,贡献非凡,被唐宪宗益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是国家的栋梁,一代名相。同时杜佑又是位在司马迁之后,继承、弘扬史学上“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史学大师,他历时三十六年,呕心沥血,精研覃思而成的鸿篇巨制《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典章制度史,开创了典章制度研究及撰述的先河。二、《通典》概述(一)《通典》成书过程《通典》是一部代表唐代后期“经邦致用”的进步史学思潮的著作,对中国古代的制度史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典》这部辉煌200卷典制体通史的成书过程学者众说纷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年,5098页。[2]刘向,《旧唐书·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年,3983页。[3]刘向,《】日唐书·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年,3982页。第一种观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杜佑作<通典>》认为《通典》以“刘秩《政典》为蓝本”,“此书之成,可云易也”。“3郑鹤声在其著的《杜佑年谱》中写到“《通典》之作,实以刘秩《政典》为蓝本,佑不过加以损益而已,其大体当无出入”,“《开元礼》实《通典》取材之大本营也。””。王鸣盛、郑鹤声他们把《通典》仅仅看作是典制史,又认为《政典》取《周礼》“六官所取”,也是记制度,因而断言《通典》以《政典》为蓝本,而没有看到杜佑变“六官所职”为“九门沿革”是对观察社会结构的一个突破,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第二种观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到:杜佑纂《通典》“卓然成一创作”,但又写到它尾“统括史志之必要。””1把选举、兵刑独立为门类,是《通典》的首创,为其后诸史志所仿效。显然,梁启超没有认识到杜佑创立选举、兵、边防门的真实意义,又无视历代史志中律、历、天文等志的非社会性,表明他也没跳出《通典》仅仅是典制史的藩篱。第三种观点,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写到“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礼》”。”3实际上,这是对梁启超、郑鹤声、王鸣盛观点的一种折衷的说法。依《新唐书·杜佑传》,《通典》的成书过程为“佑资嗜学,虽贵尤夜分读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