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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摘要]20世纪50年代个别省区开展族别调查,但民族识别从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只是个别省区对个别族体曾开展过族别调查。有关部门之所以开展族别调查,只是辨析族体,确认或恢复族称。这些新确认的民族仅占中国各民族数的1/4、人口的3%(1964年统计数),因而不能认为“56个民族的来历”源于民族识别。以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为例,其开展的族别调查是配合民族语文创制而展开。云南民族分布以北纬24°为南北界线、东经99°与东经104°为东西界线划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和瓦崩语支的民族界限,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是这些界线内非该语支民族或界线外的民族。傈僳族的确认与怒族的族别调查过程表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并非识别产生。20世纪50年代少数省区对个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明确,关键在于国家的确认。[关键词]民族识别;族别调查;云南民族归类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34-15作者简介:秦和平(1952-),男,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史。四川成都610041所谓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的辨别”[1]。换言之,“民族识别”是依据自称、历史、居住地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自我意识等,对“民族成分”或“民族名称”进行辨析,确定其是否是少数民族或是归属哪个少数民族。根据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的阐述:“自1950年起,就把民族识别提上民族工作的日程,由中央和有关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包括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在内的科学研究队伍,对各地提出的各个族体,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经过认真的民族识别,弄清他们的民族成份,明确他们的族称,把中国各民族比较准确地确定下来。”①中国各民族是经过识别而确认的。在黄光学主编的另一著作《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更将“民族识别”提升到中国“56个民族的来历”的高度上,予以积极评价。笔者认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是“识别”而确定的这种说法与我国各民族逐步形成、融合及发展的过程相背离,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我国的民族由“识别”而来,且不言其他,就否定了《共同纲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因为有了少数民族,才有纲领或宪法的这些规定,并非规定在前,“识别”在后,本末不能倒置。而且,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除独龙族(俅人②)、高山族外,其他五十四个民族均能从史籍中找出对应的族称,是历史早已确认的民族。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某地曾开展族别调查,辨析及确认了个别民族。如云南省民委曾在1954年、1958年及1960年开展该项工作,但这只是该省的例行民族工作,属民族调查工作,且涉及到的民族不多。此外,广西、贵州、福建等个别省区虽开展了族别调查,明确某族体的名称,但涉及面有限,因此不能以点括面、以偏概全。在族别调查工作中,只对个别族体,确认族称;对若干族体,辨析族称,分类归并,得到确认。而且,仅有族别调查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国家的确认,国家确认比族别调查更重要。下面我们以民族识别何时列入民族工作的日程,③云南开展族别调查的缘由、族体分类的原则、特点及目的,并藉傈僳、怒两族调查,加以阐述,说明当年的族别调查是局部的,只是辨析及明确族称、归并族体而已④。一、民族识别从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一)中央访问团没有开展民族识别1950年,除西藏地区外,全国大陆各地先后获得解放。为具体了解各民族的情况,宣传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宣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等,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中央(民族)访问团。该团最初只有西南团,由刘格平任团长,下分西康、贵州及云南三个分团。接着,中央政府又分别组建西北、中南访问团,沈钧儒、李德全担任团长,分赴各民族地区代表中央政府开展访问、宣传、协商等工作⑤。建国之初,受历史、环境、习俗或遗传因素等的影响,部分民族中确有若干支系,需要对这些支系民族的归属进行确认,毕竟它关系到维护民族权利、建立民族自治区或各族各界联合政府等。1950年下半年,刘格平及中央访问团在协助西南局、西康区委筹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今四川省甘孜州)时曾多次遇到上述情况。据刘格平说:在西康藏族中,支系较多,其中一个县就有24个支系。尽管存在差异,甚至是鲜明区别,并不影响其族别的归属,他们都认可“藏族”或“博巴”族称。毕竟有血缘联系,受共同习俗及文化因子等影响,有强烈的认同感及凝聚力;再者,与其他民族相比较,藏族各支系的差异并非“质”的表现,并不妨碍统一,他们乐意接受“藏族”族称。于是,在西康区委的领导及中央访问团的协助下,西康藏族自治区于1950年11月顺利建立。同样,这些现象也出现在当时贵州及其他民族地区。据费孝通介绍,解放初贵州兄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