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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柯共舞”摘要:女性主义出于其鲜明的政治诉求,以极大的热情认同福柯的话语理论,并积极谋求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和交锋。女性主义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运用总是与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政治诉求紧密相连,在挪用“话语”概念的同时也对其加以反思和改造。女性主义学者对权力/知识问题的关注与她们在当下知识体系中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其促使女性主义学者摆脱旧的知识生产模式,并对父权制中的许多“知识真理”提出质疑。女性主义学者在评价福柯的权力/抵抗观时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对其提出质疑和批评,另一些学者则充分肯定其积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有效的抵抗策略或途径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关键词:女性主义;福柯的话语理论;政治诉求;权力/知识观;权力/抵抗观作者简介:袁英,女,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教师,从事比较诗学、文学批评与翻译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项目编号:07BZW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与重构”,NU2010DG009中图分类号::A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109-07女性主义学者以解构菲勒斯中心话语为政治目标,以极大的热情认同福柯的话语理论,并积极谋求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和沟通。正如有学者提出要“与福柯共舞”(dancingwithFoucault),共舞意味着两者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互动交流的动态过程之中。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构成对话关系的前提是女性主义与福柯的话语理论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都重视话语在产生和维持权力上的关键作用,强调边缘话语中蕴含的挑战和质疑;都关注微观权力的具体运作而非宏观的国家权力;都致力于拆解仍然存在但却相对被忽略的支配模式;都批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男性精英的优势地位和特权。[1](IntroductionX)一、女性主义对“话语”概念的挪用与改造福柯的话语理论对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女性主义学者们充分肯定“话语”概念在福柯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它为重新审视父权制支配下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压制或边缘化的女性话语以及女性经验的差异和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反思视角。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中,他力图使自己保持在话语本身的层次中,拒绝使话语回归到遥远的起源,也不去寻找另一种隐藏得更为巧妙的话语,而是要探讨作为“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的话语本身。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福柯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方法论”(radicalmethodology),从而使话语过程和权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话语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话语完全独立于超话语(extra-discursive),事实上,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就曾探讨过话语与超话语之间的联系,他将话语关系与独立于话语及其对象的首要关系和话语本身被提出的次要关系区别开来,意在强调话语关系的特殊性和它与另外两种关系间的相互作用。强调话语关系与首要关系以及次要关系间的相互作用清楚地表明福柯的立场,“话语关系并不构成所有可能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部”[2](P79)1。女性主义学者在《我,皮埃尔·利维埃》、《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第一卷以及第三卷中都找到了福柯关于话语关系与首要关系以及次要关系之间相互联结的描述,尽管这些描述的重心始终集中在话语关系上,然而福柯同时也意识到与话语关系密切相关的超话语关系也有其不容忽视的效力。女性主义研究不能把话语分析排除在外,同样也不能忽略超话语关系,尤其是在机构、技术、社会形式等之间被描述的首要关系的分析。在福柯的启示下,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此前被忽略的使女性处于被压迫、从属位置的各种关系,由此探讨并反思“被压抑的知识”(repressedknowledge):“是否存在着被噤声的女性知识,或是更深入的问题,关于使女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各种关系的知识是否从未被允许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系统阐述?”[2](P75)福柯认为权力是在话语中被建构的,权力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得以实现,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福柯的权力分析与她们的权力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传统女性主义权力分析建立在一种普遍的假设之上:两性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性别压迫被马克思女性主义归结为两性间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在激进女性主义那里被归结为‘父权制’压迫。”[3](P68)这种父权制对女性的整体压迫和禁止体现出女性主义单一、静态的权力观,而福柯对权力关系模式的重新界定使女性主义质疑自己对权力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复杂、动态的权力关系体系。由此,女性主义学者意识到父权制权力的运作远非如此简单,福柯的话语理论并不否定制度权力的重要性,但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力得以实施和协商的各种各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