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创作背景.doc

《兵车行》的创作背景《兵车行》究竟为唐天宝年间唐玄宗的哪一次“开边”战争所触发?当代学者主要有下列两种看法:萧涤非《杜甫诗选注》认为,钱谦益“伐南诏”之说“是很可信的”,此诗“可能作于天宝十载”(该书27页)。刘开杨《杜甫》据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认为,《兵车行》写作的根据是,天宝八载,“玄宗发动了对吐蕃的战争,在关中征兵出战”(该书21页)。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则试图调和两种说法:“唐朝战争十分频繁,抽丁拉夫、生离死别的情形也就成为极普遍的现象。因此这首诗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不一定为某一历史事实所局限。”(该书225页)影响甚大的《唐诗鉴赏辞典》采纳“伐南诏”说(该书431页)。新版中学教材对此未有明确说法。诗歌文本明确标示写作时间的惟一诗句是:“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今年冬”提示了写作时间,“关西卒”(一作“陇西卒”)则暗示了用兵方向。此句无疑是破译《兵车行》编年之谜的一把钥匙。那么,究竟在哪一年,关陇方向的驻军未能按照常规进行冬季休整,而投入了紧张的整军备战活动?注意到这一个时、空的交叉点,查检《资治通鉴》天宝五载(是年杜甫入长安)至十载的记录,必会注意到如下史料:“(天宝七载十二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筑神威军城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以御吐蕃,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卷二百一十五)斯时,战争态势有利于唐,边界战争一触即发。我们认为,杜甫诗中“未休关西卒”一语的内涵,即指是年季冬哥舒翰筑城备边事。由“今年”一词可初步推断,《兵车行》之作应系年于天宝七载(748),亦即杜甫居留长安之第三年。哥舒翰筑城备边的目的是进击吐蕃。天宝六载至八载,策动对吐蕃的战事是唐玄宗的既定国策。其间,备战活动紧锣密鼓,战争计划付诸实施。先是,“(天宝六载冬十一月)上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上不悦。”(《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所述,完全符合唐与吐蕃对峙的实际,但王忠嗣却因“沮挠军计”,成为唐玄宗拓边政策的绊脚石而被罢职下狱。至天宝八载四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积檑木及石……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所言”(《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此战,唐军虽胜,然丧师“数万”,战略上是失策的,朝野都看得很清楚。在好大喜功的皇帝的支持和邀功争宠的边帅的策动下,这确实是一场“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的战争。《兵车行》的具体写作时间,即在哥舒翰筑城和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之战之前。这一时间应界定于天宝七载仲冬。其时,朝廷急需汇集兵员,折冲府乃循例于十一月征兵,目的是充实陇右军力,展开拓边战争。据《元和郡县志》,“咸阳桥”“在咸阳县西南十里”,是通往进击吐蕃战场的必经之路。杜甫由眼前景触发,如实记录了这年仲冬陇右军在关中征兵的情形,写下了反对朝廷穷兵黩武、同情百姓疾苦生活的这一著名诗篇。我们对《兵车行》的创作背景之所以作出上述推断,是因为诗歌文本提供了丰富的内证。首先,《兵车行》反映的是唐与吐蕃的连年战争。唐玄宗开元时代,唐王朝十分强盛,然强大的吐蕃部族却辖制着青海草原,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