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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评析论文一、中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翻开中载不绝于书。见诸于史书记载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记载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那位令人敬佩的史官和他的弟弟不畏权臣的淫威,本着史家秉笔直书的良知,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丑行,终因“直书”而丢了性命,成为这场由“记史”引起的文字狱的殉难者。史官的另一位弟弟继承乃兄遗志,临危不惧,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正义最终压倒了邪恶。他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令人钦佩。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时代,文字狱的当事者、牵连者们却没有那位齐国史官的另一兄弟幸运,遭受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惨案,即对后来历史影响极为恶劣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听到儒生发表的反对废封建、置郡县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伙危险的势力,决定予以严厉惩处。秦始皇于当年下了“焚书”令,把《秦记》以外的史书,除博士官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60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看到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规劝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不料,乃父勃然大怒,在训斥一顿后,发派他出守上郡,不许留在京城。“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野蛮性的大暴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达到顶峰造极,而文字狱之风也愈演愈烈。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正如顾頡刚所说:“明代三百年,文献犹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明初。”[2]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大大加强了惩处力度。清代文字狱,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正如论者所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3]据学者统计:从1648年到1788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4],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迅猛,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往往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要。正如论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祸,至严极酷。其最著名,如戴名世之《南山集》、庄廷珑之《明史》,展转罗织,被祸之数百人,妻子聚歼,家产籍没,至今谈者,犹觉惊心骇魄焉。其余因一二字之忌讳,遽至身亡家破者,多至不可胜记。”[5]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通常出现在社会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时期,尤其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如上文提到的秦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在斯时,社会经过改朝换代的变动后尚未稳定下来,新王朝的政治权威还不巩固,各种反抗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还很活跃,对统治者的地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王朝的统治者便把制造文字狱当成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以此杀一儆百,打击异己,控制舆论。当然,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文字狱,但其蔓延势头毕竟稍逊一筹。历代文字狱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二、文字狱祸患之透视文字狱的发生不仅使当事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遭受灭顶之灾,而且对思想文化造成严重破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概要言之,文字狱的祸患及其恶劣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禁锢思想、扭曲文化